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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体育历史变迁与文化价值_000003 　　【摘要】新式体育传入中国，在从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的38年中曲折发展。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体育发展和演变的时期，在曲折中发展，在曲折中演变。从而实现了外来体育形式的本国化、各种体育思想的相互渗透和大融合。 　　【关键词】新式体育；民国时期；曲折发展 　　1 前言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标志着中国革命新纪元的到来，但革命的路程总是不那么平坦顺利。民国政府在大陆执政38年，又分为北洋政府和民国初期（1912—1927），此阶段为体育的新旧纷争与初步形成阶段；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此阶段是体育的稳定发展阶段；抗战中的国民政府时期（1937—1949），此阶段是战时三种体育形式并存阶段。如果说清末是新式体育的传入引进时期，那么中华民国是中国近现代体育的发展和演变时期，亦即实现外来体育的本土化，各种体育思想既相互冲突拒斥又相互包容借鉴的时期。 　　2 北洋政府和民国初期（1912—1927年），新式体育在纷争中确立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既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又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在北洋政府时期，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4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全面阐述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其中的“军国民教育”即体育，被确立为“五育”之一，“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他认为，“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余者也”。并要求“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即对体育课占总课时的比例也作了规定。这对体育课程在各级各类学校中的确立予以了制度保证。1912年7月，范源濂继任教育总长，发表诸多论文提导“身心发展”，指出教育在民族危机中的作用：“明世界之大势，示科学之重要，振尚武之精神，阐爱国之真义是也”，把尚武与爱国结合，二者相互促进。由于教育主管部门的倡导和规范，体育课程得以保证。特别是在1912—1913年间，民国教育部颁布了《壬子·癸丑学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体育课程作了详细而硬性的规定。此时的学校体育，出现了“双轨制”现象，即体育课仍以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为基本内容，而课外活动则以田径、球类等竞赛性活动为主。在《壬子·癸丑学制》中，规定中小学仍设体操课，每周3学时；中学分为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以兵式体操为宜。 　　到“五四”运动前后，关于新式体育的纷争异常激烈，这有其主客观原因。首先，世界局势使然。1919年欧战结束，国际联盟倡导和平，国内一些人认为世界大战将不复存在，军国民教育不合世界潮流，应该废除。其次，民间反对声音又有抬头。关于“军阀式体育”、“贵族式体育”的批判之音不时见诸报刊，1919年朱剑凡发表《军国民体育的结果》，1924年《中国青年》发表士希的《打倒贵族式军阀式的体育制度》的文章，恽代英编发“按语”予以支持。再次，围绕体育目的的两种体育观的对立。军国民体育为“保家卫国”，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然体育主张“身心全面发展”，体育理念上的冲突必然引起体育行为上的排斥。其四，土洋体育之争再起。有人提出“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在教育体育界及其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人参与评判，发表述论。争论的实质是中西文化冲突的表现。到了1922年，教育部颁布《壬戌学制》，以美国学制为蓝本。1923年又公布《新学制课程标准》，把学校的体操科改为体育科，剔除中小学的兵式体操，体育课程改为田径、球类等运动和游戏，官方文件还规定对中学高年级学生加授生理卫生知识。这显然是把体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实施，“体育”正式取代了原来的“体操”。由此，体育也实现了从“军国民体育”向“自然主义体育”（或实用主义体育）的变化。 　　新式体育在此时段也显示出自身一些特点：（1）引起知识界广泛关注，宣传体育思想。如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范源濂、毛泽东、恽代英、杨贤江、陶行知、张伯苓等，均撰文或演讲发表各自的体育观点。（2）筹建体育校（系），培育体育师资。当时最著名的南京高师和北京高师，均开设体育科，还有上海、北京、杭州、四川、河北等省市创建体育学校和体育系科，培育体育人才。（3）锦标主义进入学校体育的教育体育系之中。（4）体育逐步向科学化、健康化和人性化的方向发展。（5）收回体育权。1924年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为王正迁、张伯苓，名誉主干事沈嗣良，名誉干事郝伯阳、宋如海，干事蒋湘青。主办全国体育赛事，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体育权利。 　　3 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年），新式体育曲折稳定发展 　　国民政府为了推进体育事业发展，不但组建了“全国体协”，而且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育大法，即《国民体育法》，对体育运动进行规范和导向。《国民体育法》于1929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