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诗人反顾旧体诗现象几点思考.docVIP

新诗诗人反顾旧体诗现象几点思考 　　在众多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和诗歌史著作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对于诗人的描述大都是对其从事新诗创作的历程和新诗作品的分析罗列,而忽略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现象:部分提倡新诗并颇有诗名的诗人转向或偏向写作旧体诗,并有大量的旧体诗作品发表。忽略这样一个现象,诚然是由于部分著者牢固的“新文学史”观作祟,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诗歌史理所当然的应该是新文学、新诗的历史。笔者在此不想考究此种文学史观的逻辑和矛盾,提出这个问题,是笔者在翻阅史料的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诗人从新诗创作转向旧体诗写作过程中的矛盾和无奈,而其中的矛盾和无奈折射出的是诗歌探讨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诸如新诗与旧诗孰优孰劣的问题、审美惯性问题等等,接下来,笔者将对此进行一些分析。 　　 　　一 　　 　　首先需要确认的是,新诗诗人转向或偏向旧体诗写作不是普遍的现象,大多数新诗诗人是毕生坚持新诗创作实践的,或许对旧体诗写作偶有为之,不过是应景之作,无明确意识支撑也未公开发表。但是,部分在新诗史上占有比较重要地位的诗人,比如“五四”第一批白话新诗人中的沈尹默、刘大白、俞平伯,甚至还包括新诗史中富有盛名的郭沫若、臧克家,还有当代比如第三代诗歌中重要流派“莽汉主义”的发起者万夏等等,他们都是有着比较丰富的新诗创作实绩,同时也是同时代诗歌先锋精神的拥护者和实践者,早年在对旧诗的激烈反动中成名,后来却又心甘情愿地返回或偏向旧体诗写作,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沈尹默是新诗诗人中首先反顾旧体诗的,他在1919年间,把自己的旧体诗出示胡适,胡适有“若从摹古一方面论之,……(某些篇什)有极佳”[1]的嘲讽。“尽管如此,沈氏还继续写这种摹古之作,且对周围人士也有影响,由此重现昔日士大夫‘雅集酬唱’的局面……”[2]稍后,沈尹默游学日本,基本上离开了新诗人阵营而返回古典诗歌创作行列,至1929年由北新书局正式出版了旧体诗词集《秋明集》。郭沫若在写新诗的同时也不断写旧体诗,据《郭沫若旧体诗词系年注释》,有旧体诗词1400余首。臧克家从根本上说是在五四新文学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典型的新诗诗人,他对旧诗的关注因于50年代主编《诗刊》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他虽然公开作a诗表示“我是一个两面派,新诗旧诗我都爱”,但从晚年的言论看,其折中的立场有向旧诗一方倾斜的变化。例如,他曾明确表示:“有些境界,用新诗写出来淡而无味,如果出之以旧体,可能成为精品。”[3]万夏在发起激进反叛的“莽汉主义”诗歌运动后几个月,便改弦更张沉入古典,写作旧体诗,更是让人大惑不解。 其实,纵观中国现当代诗歌史,创作新诗的诗人很多都曾有过写作旧体诗的冲动和经历。只不过他们没有把这种写作当成一个有目的的活动,没有比较明确的转向或偏向,上述几个诗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突出的偏向或转向。 　　 　　二 　　 　　在谈到为什么会转向或偏向旧体诗创作时,郭沫若的一段话似乎代表着这些诗人的心声,他说:“进入中年以后,我每每作一些旧体诗,这倒不是出于‘骸骨的迷恋’,而是当诗的浪潮在我心中冲击的时候,我苦于找不到适合的形式把意境表现出来,诗的灵魂在空中游荡着,迫不得已只好寄居在畸形的‘铁拐李’的躯壳里。”[4]万夏在发动莽汉实验诗歌后仅仅几个月,就发现自己在写作中的困惑。他在个人自述中说:“我一开始写‘莽汉诗’,纯粹是想写一种生活状态,但几个月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不自然了,好多诗都好像是为了口号而去写,感觉很做作。”[5]细细体会,这里边包含着对于新诗表达方式的某种困惑和对旧体诗形式、技巧的天然亲近感,当然,其中也包含着诗人对新诗技艺提升困难之领悟,反顾可能正是说明了前进的痛苦和艰难。在新的技艺难以实现突破时,往往退回旧的技艺中去寻找熟悉的感觉和成就。 　　这种偏向或转向、困惑和矛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旧体诗优于新诗的强有力证明。比如有人就把“臧克家(反顾旧体诗)现象”当成了再一次贬新诗而扬旧诗的典型例证,并且断言:“当新体诗未能为艺术家表现真实提供‘正确的形式’之时,艺术家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另行寻找‘正确的形式’,这是理所当然的事。”[6]2009年5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二届中国诗歌节中,有三位诗人发言声称现代诗是没有出路的,应该退回到古典诗歌创作中去。[7]在新诗发展90周年的今天,提出这个问题显然不仅仅代表他们三个人的意见,而是代表着一大批对新诗发展不满的人的心声。贬新扬旧,从深层次来说,远远不是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涉及审美惯性的问题。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诞生的旧体诗和新诗,从发展时间、内容、功能、语言等各方面都没有可比性。从发展时间上看,前者发展了几千年,后者经历了不到一百年;从内容上看,前者主要是士大夫生活情感和古典式伤春悲秋意境的反映,后者却着重在现代丰富芜杂的生活和诗人内在精神向度的复杂性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