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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 　　当今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的中国，仍遭遇国际话语权“西强我弱”的尴尬。本文从文化全球化视角，以ＣＣＴＶ－ＮＥＷＳ外宣语言及策略为研究基点，分析国际话语权六个变量要素中的“文本”（话语内容）和“沟通”（话语平台和策略），探究如何通过国际话语权的话语质量及媒体外宣策略来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ＣＣＴＶ－ＮＥＷＳ；外宣语言及策略；受众接受性 　　[中图分类号]Ｈ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１）１０－０１９８－０７ 　　赖?I华（１９６７―），男，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江西省翻译协会副秘书长，硕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宣传语言及其翻译实践。（江西南昌 ３３００３１） 　　本文为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对外宣传语言及其翻译研究”（项目编号：ＹＹ１０１６）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和重要内容，不仅是表达思想和描述事实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构建社会事实，构建思想，甚至构建人的身份。[１]（Ｐ１２）在目前文化全球化的国际舞台上，由话语产生的权力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话语权，就能占据舆论制高点，引导舆论，使之导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从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能在国际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进行传播，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这个国家就实现了某种目的，并能以此为指标来衡量该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国际地位。[２]（Ｐ４） 　　在中国综合实力日益增强的今天，能否将中国的声音有效地传播出去，并能产生影响力和感召力是我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能否获得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已成为中国软实力增强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话语权的探讨 　　（一）国际话语权的含义 　　话语权这一概念来源于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他认为，话语是语言与言语结合而成的更丰富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是指与社会权力关系相互缠绕的具体言语方式。据此他指出，“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 [３]（Ｐ１９５）。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等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可以认为是话语权。“话语权”有别于“说话权”，后者强调的是行为主体表达语言的权利，而前者意在行为主体追求其表达的语言含义能够被确认的权利。也就是说，话语权追求的是话语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ｒｉｇｈｔ），而是“权力”（ｐｏｗｅｒ）。讲话者通过合适的言语谋取舆论的主动，获取最大限度的受众认可，以达到既定目的。其言语的影响力大小也就是话语权的大小。[４] 　　作为话语权的衍生，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性使国际话语权显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国际话语权涉及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及广大的普通民众等众多的主体，且其争夺领域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传媒、军事等诸多国际领域。国际话语权以产生影响力为其追求目标，本质上反映的仍然是一种国家间的权力关系，目的仍然是实现“由权力界定利益”。国际话语权之争本质上即国家利益之争。[４] 　　话语之所以能产生权力的源泉，主要在于它所包含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认同，其表达方式被接受。核心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能对不同领域的话语起到统摄作用，使之形成内在价值一致和逻辑一致的话语体系。[５]同时，由核心社会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统摄之下的话语方式，也要能准确有效地表达话语的真实意义，以贴近受众思维习惯的方式进行表达，以获取受众最大限度的认可，才能达到产生影响力的追求目标。 　　（二）文化全球化的界定 　　如同经济全球化是不争的事实一样，文化的全球化也是一个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客观现实。文化是经济的反映，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加强。文化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成为民族国家制定发展战略的实质性要素，成为涉及世界未来格局与发展趋势的全局性话题。如今的世界，信息技术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广泛而迅速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使文化交流与传播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以更快的方式得以实现，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方面，人类不断跨越空间障碍和社会障碍实现充分沟通与互动，全球文化的发展首先呈现出某种趋同的态势；另一方面，由于文化间的输入与输出是不平衡的，全球化进程中的文明冲突将更为激烈和深刻，民族文化认同问题也超乎寻常地凸显出来。因而，互动、趋同与冲突构成文化全球化发展的辩证本性。基于此，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内涵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文化的全球化源于文化的高度互动化、相关化。罗兰?罗伯森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