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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下区域史与城市史研究 　　南天津社会科学院与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的“明清以来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8月在天津隆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四十多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与会学者围绕“明清以来区域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下的城市发展”两个中心议题，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当前区域与城市史领域所关心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内容涉及中国区域理论、区域经济研究、城市文化与卫生、地方社会转型、史料挖掘与整理等层面，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在研讨过程中，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时有交锋，论辩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是近年来国内在该专业领域举办的层次较高、规模适中的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反映了当前国内外史学研究前沿的动态和水准。 　　 　　一、回归与再塑：区域理论新范式 　　 　　区域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大陆史学界逐步受到重视，进入90年代以后发展迅速。目前大陆学术界对区域史有三种界定：一是认为区域史是一种新的史学分支学科或新的理论与方法，是将某一特定时空内具有同质性或共趋性的区域历史进程，或是指将社会诸要素纳入一个完整的体系内作综合的历史探讨；二是将它视为以某区域或地方史为对象的研究；三是将区域社会史研究等同于区域史研究。对此，与会学者提出了最新的理解和解读，滨下武志先生提出强调“圈”的概念和延伸。虞和平就城市史与区域史的关系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戴一峰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分歧，是因为持有不同区域史研究观的研究者在解读区域史研究理论与相关的概念时，其背后的思想和理论依据其实是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应该从理清区域史研究产生、传播和演化的学术脉络和路径入手，重新回归区域史概念的本义，为中国的区域史理论找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的发展之路。张利民认为，区域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由具有均质(同质)性社会诸要素或单要素有机构成的，各要素不是简单地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秩序有机组合成的整体。他以近代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例，结合其经济结构和特征，从空间范围内论述经济区域形成条件和特征，探索形成跨省区经济区域的发展规律。张忠民则从反面论证了同样的概念，即不同区域的形成是基于不同的要素，如具有不同的自然资源禀赋，强调区域之间的差别与其形成的地区分工的重要性。基于区域理论的多元化和范式法，张思提出用“地域”的概念来重新审视区域史研究，“地域社会史”更具有“脱地理、脱空间”的特征，强调研究“以习俗、伦理、价值观等为媒介构成的由人的秩序意识统合而成的场”的意义。 　　 　　二、多元与跨度：区域经济研究新途径 　　 　　虽然在区域史概念上的理论争论此起彼伏，但相关的课题研究却硕果累累，在美国学者施坚雅运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城市史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后，中国学者在批判地借鉴施坚雅模式的基础上，以地域为单位开展了多方位的综合研究，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史研究阵地和团队。李培德以同顺泰为个案研究，考察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东商帮在渤海圈势力的扩张。樊如森、徐智通过沪津经济关系考察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发展轨迹，他们认为上海和天津的经济联系，大体上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界线，经历了一个由从属关系到对等关系、由单向依赖到全面合作的动态演变过程，而这种由单一到全面、由艰涩到成熟的演化，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近代沿海口岸城市的基本发展轨迹。关文斌以抄本“津门纪事”为基础，对同治光绪年间，从华南(台湾、广东、福建、海南岛)和东南亚(越南、暹罗)海运到天津的种种商品，交易习惯和流向，对华北平原、山区、草原商品流通体系和中国国内市场的机制和演变作了深入探讨。龚关则分析了区域经济、政治与近代天津的经济发展，指出天津在近代的发展一方面决定于广阔的腹地区域经济，另一方面得益于军阀政客的政治因素。潘健以19世纪60年代福建、台湾的茶业发展为研究对象，指出相近区域相同产业的不同发展趋势，强调在区域发展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性因素。殷毅则通过对比天津与新疆、新疆与苏俄的近代贸易，指出在物流贸易中，铁路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而与此相对应的，在通过对河北省市镇数量和规模变化趋势的长时段整体性考察后，熊亚平、张玮得出铁路的开通并未对河北省市镇数量的变化产生显著影响的结论，提出在区域史研究中，专注于短时段的个案考察的同时，一定要兼顾长时段的整体性考察，才能得出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陈争平也提出了注重历史连续性与经济史研究的关系，强调经济史研究要做到突变因素和渐变因素考察相结合，而侧重渐变因素的考察，摆脱断代史的局限而进行跨代史长时段研究。李庆新则另辟新径，借助考古学的方法，通过介绍在考古中发现的与清代广州有关的沉船及其遗物，指出清中前期海外贸易也是拉动国内市场扩张、经济增长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