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来龙去脉.docVIP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来龙去脉 　　“百家争鸣”的语意来源有三：一是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子说过“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道出当时多种主张并存的状况。二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三是《汉书·艺文志》介绍由先秦到汉初流行的分属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学派传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的著述，是”诸子百家“的滥觞。 　　第一个“百家争鸣”时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多种学术派别竞起、异说纷呈，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关于这个时期的起点，学界存在分歧。有人说“战国百家争鸣”，有人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还有人说“先秦百家争鸣”，主流的观点认为起点应在春秋后期，以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为标志。 　　第二个“百家争鸣”时期出现于“五四”运动后。“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先后出现科学与玄学论战、中国古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等多次重大学术论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百家竞起争鸣中日益显示出强大力量，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武器的。 　　“百家争鸣”最初是对春秋战国时代多种学术派别竞起、异说纷呈的形容，至于“百家争鸣”之说，则是“五四”运动以后才出现的。近代中国面临严重危机，独立、民主、进步和现代化，要求摆脱外来侵略和传统束缚。“五四”新文化运动借助现代化的资讯工具，掀起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先后出现多次重大学术论争。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百家竞起争鸣中日益显示出强大力量，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武器。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把“百家争鸣”作为指导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方针。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即将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加快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这年1月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并集中六百多位科学家讨论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和《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有些人对刚刚过去的思想改造运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批判和肃反心有余悸、缩手缩脚；另有些人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如有人说苏联巴甫洛夫是社会主义医学，德国魏尔啸是资本主义医学，中医是封建医学；有人搞多枝小麦，说是米丘林的，反对米丘林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反革命，等等。 　　据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他汇报了学术领域的教条主义表现，会议决定对科学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月25日毛泽东作了主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论十大关系》报告。在随后的讨论中，陆定一发言再次谈到学术、艺术、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 　　陈伯达则回顾了1953年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成立时，因郭沫若和范文澜在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有不同观点，他向毛泽东请示工作方针，毛泽东说了“百家争鸣”四个字。鉴于毛泽东早在1951年为中国戏曲研究院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陈伯达在发言中提出“在文化上、科学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这样两个口号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4月28日毛泽东在会议总结时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这个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为首都科学、文艺工作者作报告，详细讲了实行“双百”政策的条件、内容和注意问题。这个报告在6月13日《人民日报》正式发表。 　　1957年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又多次重申并论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双百”方针提出后，在知识界获得一片欢呼，艺术界和学术界开展了多次讨论，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在历史上，“百家争鸣”只是对一个时期多种主张并存的形容，我党第一次将“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政策，显示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执政党包容百川的气魄。 　　限于历史环境，当时实行百家争鸣是有条件的。毛泽东说：“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吗。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陆定一讲话说：“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在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都是“比较明显的”。“我们所主张的自由，是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所主张的自由不同的”，“是人民内部的自由”。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作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移的判断，提出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尽快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国。在此前后，针对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及其引发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国内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毛泽东开始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还将长期存在，但这种矛盾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说理和争鸣、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