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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音主持批评民族化路径初探 　　播音与主持艺术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根植于中国文学、美学等沃土，得益于传媒的兴旺发达，并随着学科定位的明确，业已成为艺术门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日益成为一门“显学”。然而纵观当下，多元价值冲击、外来文化侵袭，传承千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遭到漠视、思想内涵不断消失，亦导致各类荧屏“娱乐至死”、播音主持“众声喧哗”。在此语境之下，全面展开播音主持批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究其发展现状却可谓“一穷二白”、尚未走向自觉。因此，积极展开播音主持批评的理论研究和系统构建，发挥其调节学科研究、创作实践与艺术接受的中介作用已迫在眉睫。 　　一、 播音主持批评的概念定位 　　依托于数字科技、通信手段的日新月异，新媒体顺势而起促成了视觉时代和读图时代的火速到来，大众审美视域和艺术批评、媒介批评等的内涵、外延、标准、框架也因此正在经历着新一轮的定位、改变、解构、重塑。播音主持批评也应在此背景下，匡正评价标准、明确判断定位，一方面，能够全面发挥播音主持批评衡量中国播音学理论以及播音主持作品的准绳作用，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导向，保证中国播音学发展之路始终积极向上;另一方面，能够保障播音主持艺术在文化商品化、产业化的浪潮中不至于迷失自我，不断寻求时代革新、经济发展、媒介繁荣、艺术审美等之间的平衡，促进中国播音学的长足发展与进步。 　　可以这样理解播音主持批评：播音主持批评是以哲学、美学、文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新闻学、传播学、艺术学、社会学等单纯性或综合性的视角对播音主持作品及其相关事项进行理论观照的解释、分析、判断、评价等理性建构活动。播音主持批评是一项关乎中国播音学理论、播音主持创作以及受众接受等诸多方面的科学活动，是沟通创作和大众需求的中介力量，是推进本学科发展的重要力量。面对播音主持理论发展和创作实践掷地有声的呼唤，播音主持批评已然不能再失语、不能再缺席。 　　二、 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路径 　　多元价值观念碰撞、全球文明交流融合，中国艺术发展已然走到了全面上升、整体兴旺的“黄金时代”，却又面临后现代主义思潮消解经典、市场经济“唯利是图”的现实困境，呈现出民族文化被漠视、传统经典被消解等不良倾向。面对中国播音学理论、面对播音主持实践，回溯源流、审视现状、结合现实、思考发展，新形势下探寻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道路既是迫在眉睫的选择，更是发展的必然。 　　（一）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追寻，其文化基础必须是民族的 　　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民族文化、优秀民族品质、崇高民族精神，均凝结于全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理想人格、趣味品性、伦理观念、审美追求之中，这是中国民族向心力的宝贵思想结晶，也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播音主持批评，理应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理应批判糟粕、发扬精粹。探寻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道路，必须将批评的理论根基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紧密相连，以优秀民族文化的璀璨深远作为构筑播音主持批评民族化路径的基石，宛若源头活水不断滋养批评理论的前行发展。此外，应当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价值导向，在提倡多样性、多元化的同时还需要敢于对糟粕进行理性地批判，并且拒绝经济利益驱动的“伪学术”研究。 　　（二）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追寻，其表现形式必须是民族的 　　播音主持批评，理应展现中国作风，理应发扬中国气派，用充满民族化和风格化的语言构建播音主持批评的理论话语。第一，汉语作为有声语言艺术创作、实践的前提基础不容忽视，而汉语的规范使用更是播音主持批评必有的题中之义。第二，理论话语的构建应当以多样的表现形式呈现出艺术的至真、真善、至美，以实现其“养心化人”的重要作用。第三，播音主持批评应当借鉴中国传统美学的规范秩序，创造和谐共生、形意相和、求同存异的艺术氛围。而面对播音主持批评对象，衡量的标准亦不能缺失民族化，唯有如此方能催生有声语言响彻寰宇、光耀千秋。 　　（三）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追寻，其理论来源必须是民族的 　　播音主持批评应当植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中国文学、艺术、文化、媒介等各方批评之理论精华，兼收并蓄、充而用之;同时还需将不断更替革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媒介环境等多元系统作为重要参考，不断改善播音主持批评的理论面貌、努力建设播音主持批评的中国特色。播音主持批评必须大力倡导在优秀民族文化全面观照之下的学术研究、理论拓展，坚持在中国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动力之下系统、全面地评价学科理论与实践，全力促进批评研究的多元丰富深化、全面发展创新。 　　三、 民族化与世界化 　　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不是全盘西化、照单全收，也不是抱残守缺、裹足不前。民族化，是古为今用，是洋为中用，是民族文化的传承，是民族特色的张扬，是民族自信心的展现，是民族凝聚力的增强。播音主持批评的民族化，应当以推动本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