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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策与农民合作社绩效实证研究 　　摘要：以2011―2013年江西省42家农民合作社经营状况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测算42家农民合作社绩效，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分析法，以政府支持政策作为关键变量分析其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样本合作社2011―2013年的静态平均综合经营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均逐年上升，平均动态全要素生产率则为负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负增长率导致；合作社所获银行贷款、专项补贴、税收减免、培训费用、财政补助对其综合经营效率的影响分别为显著为正、不显著、显著为正、不显著、显著为正，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和建议。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综合经营效率；支持政策；DEA-Tobit 　　中图分类号：F321.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6）01―0478―05 　　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作为市场经济的新型互助性经济组织，其基本特征、基本目标、基本原则与现代农业相一致，农民合作社必将成为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的主攻方向和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农民合作社蓬勃发展，截至2014年10月底已突破124万家，人社农户超过9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5%，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11月，我国农业部等12个部门发布首批6 66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名录；2012年6月，表彰600家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14年12月，认定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3 759家，及全国农民用水合作示范组织254家，共计4 013家。上述近万家国家级示范社及各地政府评选出的省、市、县级示范社将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由此成为政府扶持的重点。自2003年起，国家先后从各级示范社中选择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产品质量优、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组织，在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方面给予具体帮助和扶持。2007年后，国家相关部委先后出台了示范社建设、涉农项目支持、“农超对接”、“农校对接”、税收和金融支持等一系列支持合作社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支持政策已实施多年并将继续实施的情况下，难免产生以下疑问。政府支持政策的绩效如何？农民合作社的绩效是否因此得到提高？如果有效果，其依据是什么？如何测定其效果？执行多年的各项政策绩效是否相同？根据实践情况，哪种政策绩效较高并应保持？哪种政策绩效较低尚需进一步完善？哪些政策可取消？哪些政策需要出台？未来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核心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寻求合作社自治与政府规制之间合理平衡的问题。本研究以2011―2013年江西省42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样本面板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合作社绩效和支持政策进行测度，并重点研究各类支持政策与合作社绩效的相关关系，以探讨不同支持政策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程度，进而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建议。 　　1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较早对政府支持合作社的绩效展开研究。Fer-tier等采用1972年的截面数据对美国牛奶加工合作社的绩效进行考察并发现，与非合作社企业相比，合作社在技术效率、分配效率、规模效率3个方面均较差，政府的优惠待遇是合作社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Hans则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免税、贷款、技术支持等物质激励手段促进合作社发展，使得合作社建立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忽视，这些合作社一开始便失去了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上为国家官方主导的合作社发展计划常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政府与合作社的关系历来是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政府有必要将合作社与营利企业区别对待，对合作社的发展给予特殊支持，消除其与营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其自身具有弱质性特点，面临着比其他产业更高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政府必须扶持农业；农户也具有弱质性特点，必须得到政府扶持才能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合作社提供的服务具有正外部性，排他性不强，易产生“搭便车”现象，且其兼顾社会公平，必然影响自身效率，应得到公共政策的支持。如果没有公共政策扶持，合作社将很难自发产生，或演变为“异化”的合作社。合作社不是政府机构，不具有政府机构的作用，且不成为承担政府某些特殊职能的实体。 　　学者们对政府的各类支持政策持不同看法。张晓山提出专项资金的扶持方式，导致各省争相申请资金，地方合作社为争取扶持而互相竞争，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且易带来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根深蒂固的老问题。国鲁来认为对于合作社的经营资金不宜采取赠款，应尽可能采取贷款的方式进行支持。对于非经营性费用，包括人员的教育、培训，以及合作社知识的普及、推广等方面的开支，可在专款专用的前提下由财政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