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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化及其经验 　　[摘要]改革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日益关注，不断探索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30年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化大致可以划分为5个时期，并先后经历了由堵到疏，由限制、管理到规范、服务的过程。对这些政策进行反思，坚持正确的方向，吸取负面的教训，可以为进一步的政策规划提供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转移政策演化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6－0051－08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然而农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农村劳动力资源却极为丰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必须面对的课题。改革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比较关注，并不断探索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路径。本文着重梳理30年来党和政府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演化的历程与轨迹，探索一些具有规律性并对现实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的经验教训。 　　 　　一 　　 　　改革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1979～1983年：限制农村劳动力外流，鼓励农民就地开展多种经营 　　中国农村人口一直众多，可耕地、淡水等生产资源长期以来人均相对不足，农村劳动力一直处于过剩状态，但在改革以前，农村劳动力过剩是潜在的。发展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分为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农业属于传统自给性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即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和土地过于丰富，假若把一部分劳动力转移出去，农业产量也不会减少；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劳动力过剩会由潜在成为显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改革率先兴起，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土地分配到户，一家人的田“半家人”就种得好；一年时间，半年甚至几个月就种得好。这样一来，劳动力剩余问题凸现出来。 　　改革之初，一方面，城镇企业还未开始改革，尚无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知青回城，城镇就业压力也很大。因此，当时城镇基本没有消化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为了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比较充分地就业，以增加农民的收入，同时又为了不至于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外流，党和政府鼓励农民搞“多种经营”。 　　实际上在集体生产劳动时期，许多生产队也搞多种经营，进行一些副业生产。农村改革时，一些群众和干部对承包经营的认识较为简单、片面，把生产队进行副业生产的器具甚至大型机械，或拆分，或变卖，或闲置，使得农村副业生产大大后退。因此，恢复农村副业生产，对消化“过剩”的劳动力有很大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提倡，一方面，尽量种植一些高产的、价值高的粮食作物或者经济作物；另一方面，尽量兼营一些家庭副业。 　　政府对个体农民搞多种经营给予支持和鼓励。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提出要“把剩余劳力转移到多种经营方面来”。1983年《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再次强调：“我国农村只有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道路，才能保持农业生态的良性循环和提高经济效益；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城乡人民的需要；才能使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建立多部门的经济结构；也才能使农民生活富裕起来，改变农村面貌，建设星罗棋布的小型经济文化中心，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 　　实际上在农村改革之前，农村就办有社队企业。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大量劳动力不可能也不必要都进入大中城市，一定要注意小城镇的工业、交通、商业等项建设。中共中央政治局1982年12月31日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强调：“必须努力办好”“现有的社队企业”，因为它“不但是支持农业生产的经济力量，而且可以为农民的多种经营提供服务”，还是“合作经济”。这个政策的侧重点是强调保护社队企业，不使农村中这一比较进步的“生产力”受到削弱、分散、破坏，并更好地为农民的多种经营服务。虽然其中没有重点强调社队企业吸纳、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面，但这一政策的实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这一问题。 　　截至1983年年底，已转入乡镇企业的农村劳动力为3044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8.8％。农民中开始出现个体手工业、个体运输和个体商业服务等经营形式，到1984年，个体经营的农民为547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6％。 　　 　　(二)1984～1988年：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出现第一次“民工潮” 　　家庭承包经营初始阶段，农民生产积极性被激发出来，粮食增产，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在商品经济长足发展的大潮下，农民各种生产资料需要购买，日益感觉到持有的货币太少，制约了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和生活的进一步提高。因此，他们开始尝试着挖掘各种能够赚钱的门路，同时还跃跃欲试地试图“挤”进城镇寻找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