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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来研究记叙文阅读教学 余映潮 　　说到“记叙文”阅读教学，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其实人教版大纲教材的版本才可以说是“正宗”，那时的初中语文教材按文体进行编排、螺旋式上升且读写基本同步。如初语第一册的前三个单元的阅读教学重点分别是记叙的要素、记叙的顺序和了解写人记叙文的特点。 　　在人教版大纲教材与各套课标教材中，由于教材单元按“主题”进行编排，已经很难找到“记叙文”的字眼，更谈不上有单纯的记叙文阅读教学单元。《全日制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表现出淡化文体的“理念”，也没有关于记叙文阅读教学的条目，全册课标中仅有“在阅读中了解叙述、描写、说明、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写记叙文，做到内容具体”这一点点内容与“记叙文”有关。 　　但只要有教材存在，阅读教学中的记叙文教学研究就会存在。“文无体不立”，学生不了解文体的知识，就等于没有掌握阅读和写作各类文章的抓手。所以在现实的教改背景下，我们必须从新的方位、新的视角来研究记叙文的阅读教学。下面，就几个话题来谈谈一些看法。 　　课标教材中的记叙文，大体上可分为“叙事”与“写人”两大类，稍稍细分一下，大致有如下几类： 　　回忆往事类：如莫顿·亨特《走一步，再走一步》、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风筝》、《阿长与〈山海经〉》、《藤野先生》、胡适《我的母亲》、朱自清《背影》、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于漪《往事依依》、牛汉《我的第一本书》、海伦·凯勒《再塑生命》、阿累《一面》、魏巍《我的老师》等。 　　事件记叙类：如朱长超《月亮上的足迹》、茨威格《伟大的悲剧》、郭超人《登上地球之巅》、聂华苓《亲爱的爸爸妈妈》等。 　　人物写真类：如杨振宁《邓稼先》、莫泊桑《福楼拜家的星期天》、茨威格《列夫·托尔斯泰》、铁凝《生命与和平相爱》等。 　　世相写生类：杨绛《老王》、余秋雨《信客》、萧乾《吆喝》、琦君《春酒》、冯骥才《俗世奇人》等。 　　新闻报道类：毛泽东《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新华社《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在港隆重举行》、廖文根《“神舟”五号飞船航天员出征记》等。 　　课标教材的记叙文中，有相当一部分写人记事文在文体上属于“散文”乃至小说，但在教学上，特别是在七年级和八年级的语文教学中，一般都不从文学作品的角度去进行教学。从传统的、历史的角度看也是这样，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背影》、《一面》、《枣核》等文章，在人教版大纲教材90年代版本中全部都纳入记叙文单元的教学。即使在课标教材中，目前也仍有这样的做法，如语社版课标教材七第一单元就选了鲁迅的《风筝》、冰心的《忆读书》、丰子恺的《山中避雨》等散文，但单元说明中明确地指出这是“叙事文”，指出“学习这些文章，要理清记叙的顺序，提取文章的要点，品味生动、形象、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体会作者充溢在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从整体上把握文章所揭示的意义”。 　　对此，教材的编者也有说明，人教版编者贺敏说，“我们在选编课文的时候，突破了旧有的束缚，大量选入文学作品。……我们把文学作品作为记叙类作品的典范来对待，正是对课程标准的顺应与尊重”。 　　当然，也有不沿用传统思路的情况，如《背影》，在语文版的教材中被明确地安排在八的“散文”单元中，那就得按该单元的教学要求进行教学。 　　课标教材中记叙文阅读教学的重要理念，可以理解为课标所阐释的语文教育教学的基本理念和课标中关于阅读教学的理念。归纳起来看，最重要的有如下几点： 　　1．要体现语文课程的性质：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2．要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让学生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3．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4．注重语言的积累、感悟和运用；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整体把握的能力。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 　　5．重点训练学生对读物的综合理解能力，注重精读、略读、浏览能力的训练，注重词句理解、文意把握、要点概括、内容探究、作品感受等方面的教学。 　　以上五点中，从原则层面来讲，最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这是教学设计的基本的、核心的、能让整个课堂教学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理念。 　　1．记叙文的阅读训练，要落实在教材的有关单元之中。 　　在现行课标教材中，我们难以抓住“记叙文”阅读能力培养的循序渐进的线索。但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从教材中找到一些踪迹，将记叙文的阅读训练落实在教材的有关单元之中。如在人教版课标七～九年级教材中，八年级上、下册属于一个阶段，这两册教材在编排上呈现出来的共同点是各单元仍以专题组元，但同时也兼顾文体。八年级上册四个现代文单元的专题分别是战争生活、凡人小事、建筑园林与科学世界，其中前两个单元以记叙类文章为主。由此我们发现，用这一套教材时，到八年级上册才能“正规”地进行记叙类文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