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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阶层分化与政治整合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阶层经过了从“一种政治身份”到“多个行业阶层”的分化过程，大大改善了农村社会结构。但是当前农民阶层的分化，既面临着绝对数量庞大、阶层分化不完全、结构不平衡的“老问题”，又面临着分化空间受到制约、阶层回流与阶层矛盾增长的“新挑战”。而且，一些非正式组织正在分割体制内的整合力量，影响了农民阶层的合作关系。要有效整合农民阶层、维护社会动态稳定，首先要最大限度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其次要将农民阶层纳入到城乡一体的服务框架中来，还要拓宽农民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营造农民公共事务的协商机制，增强农民阶层对公共权威的认同。 　　[关键词]政治整合；阶层分化；协商；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6-0091-05 　　 　　农民阶层分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果之一，它不但有利于调动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而且从根本上压缩了千百年来形成的非民主、非法制因素的生存空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但是，阶层的持续分化也带来了复杂的利益格局甚至利益冲突，需要一套有效的整合机制来应对问题，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一、从“一种身份”到“多个阶层”――农民阶层分化的历史轨迹 　　 　　改革开放之前，在“政治挂帅”的计划经济时代，一切工作都以政治标准来衡量。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内，国家权力成为影响阶层差别的主导性变量。1950年8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成份，农村居民被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等政治性身份，成为确立政治经济地位的主要依据：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地主阶级土地被没收，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序列中被清除出来，并被强制参加劳动，逐渐成为农民阶级的一员，自此，中国农村形成了高度同质的阶级结构。1952年到1958年陆续形成的“户籍管理”、“用工制度”、“粮食统购统销”、“交通制度”以及以户籍为必要条件的“福利制度”，正式确立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城市招工的渠道完全封闭、高考制度遭到废除，农民被束缚在以“工分”为中心的重复劳动中。农民社会流动的渠道被阻断、自由就业的市场被关闭，只能固守着与生俱来的“阶级标签”。在“一大二公”的生产体制内，农民阶级这种先赋性的“政治身份”很难发生改变。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成分被逐步引入，控制社会流动的大门也伴随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次第打开。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为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并向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推动力，国家对农村工商业的解禁和对个体经济的提倡、特别是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支持，为“农民非农化”的进程注入了拉动力。从农民阶层分化的轨迹来看，首先是实现了剩余劳动力在农村内部的“就地转化”，大量农民进入乡镇企业工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方式不仅缓解了城市人口压力，还促进了农村原有社会结构的解体。从1981年到1988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从业人员总数的比例从68.11％降到59.13％，乡镇企业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2827万人增长到1992年的1，06亿人，到2006年增长到1.468亿人；其次，受小城镇建设和城市化的推动，特别是工业化扩展的带动，大量农村劳动力走进城市，逐渐涉足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服务业等非农产业，实现了农村以外的“异地转化”，农民工的人数从1998年的8900万人增长到2008年的2.3亿人；再次。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中高等教育的发展，促使农村这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宝库不断为城市化发展贡献优质人才，通过“身份转化”改变了“农民阶层的继承性”规律。在市场带动、教育发展和社会流动的作用下，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数占从业人员人数的比例不断下降，到1997年减少到49.19％。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农业劳动人口所占比例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是一个标志性的突破。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比例一路下降，从49.1％降到40.8％，保持了可喜的势头。 　　从政治性的身份界定到市场性的“职业”区分，中国农民阶层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阶层和农村管理者”等阶层，大大改善了农村社会结构，阶层分化的逻辑与现实得到了有机统一。 　　 　　二、“老问题”与“新挑战”――农民阶层分化的现实境遇 　　 　　农民阶层的持续分化是国家权力自身限权、市场经济逐步扩展的结果，农村生产力逐步释放、农民积极性不断提高。但是在新条件下，农民阶层的分化还面临着不少“老问题”和“新挑战”。 　　第一，绝对数量依然庞大，分化空间受到制约。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数量大幅减少，为中国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