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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妥协伦理困境性别分析 　　〔摘要〕从社会性别的视角考察，政治妥协伦理困境根源于父权制下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人/女人、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二元划分及对立。在当代，则源于民主体制下政治妥协之工具价值向本体价值的回归与统一，凸显为民主制度内生的民主、平等性与父权制的专制、等级观念的对立。市场经济、民主制度下自由个体的充分全面发展，及公共政治的多性别参与是政治妥协伦理困境终结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政治妥协；社会性别；伦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 B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8）04-0154-05 　　 　　一、问题之提出：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纵深发展，现代社会个体之间、各种组织、集团及国家之间联系的宽泛程度、密切程度空前提高，非传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加，人类在“一损俱损”的现实威胁面前不得不寻求克制、妥协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而且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更是把它确立为一种普遍原则和机制。在价值追求不断多元化、各种矛盾不断凸现的社会转型期，妥协也日渐成为我国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内解决问题的重要方式。英国的阿克顿伯爵感慨“妥协是政治的灵魂”，认为妥协是政治家最大的美德。万斌教授认为政治妥协是人类理性自觉的产物，是大智慧，它内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体现着大原则的坚定性与具体策略设定的灵活性的统一，只有当政治妥协成为人类普世价值选择之时，人类的终极梦想才能实现。[1]然而，人类在把政治妥协作为一种至高的“善”、一种美德进行追求的同时，也要警醒它所背负的道德污名。英语世界，妥协曾经是一个贬义词，以至于美国学者多比尔（J.Patrick Dobel）感慨它“在伦理上成为一个尴尬的与前妻生的孩子”。[2](1)史密斯（T.V.Smith）认为妥协是“善行中最低级的，但却是恶行中最好的”，要警惕妥协象火一样的危险性。[3](45)汉语语境下，妥协常常是一种低下的道德品质，甚至把它与屈服、投降等同；现实世界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事也时有发生。[4](251)所以，妥协最初虽然源于一种经济上的功利盘算，但它背后还有道德或伦理上的考虑。要把妥协当成一种主导性的冲突解决模式，甚至是一种精神气质或价值原则，我们须要赋予妥协价值正当性，解决政治妥协的伦理困境问题。 　　龙太江把“妥协与拒斥妥协”的认识论分歧归结为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相对理性主义者与绝对理性主义者、渐进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的对立，把政治妥协在伦理上的负面评价归因于“思维定式”，强调结合具体场景对其价值进行评判，呼吁现代民主社会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妥协，认为把妥协看作美德或看作可耻行径都是不合适的。[5]针对“在既必要又可能的条件下，不妥协的事件还是屡屡发生”的现象，李永刚先生归结为道德绝对主义者的立场，在道德绝对主义者看来，“妥协在伦理上和结果上皆不完美的事实”，使其在价值上是不允许的。中国本土文化资源里的“志士精神”和“戡世精神”正是道德绝对主义的典 　　型。[4](261-264)吕元礼、魏军妹认为，韩国的民主化进程艰难曲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将坚持原则和作出妥协完全对立乃至于对抗起来，缺乏包容与和解的文化，讴歌苦战到底的勇士，不推崇互相让步以及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人生哲学，妥协、让步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概念。[6] 　　笔者认为，志士精神、道德绝对主义立场并不是政治妥协伦理困境产生的最终原因，培养它们的父权制文化才是根本原因。 　　 　　二、父权制：政治妥协伦理困境之根源 　　 　　政治妥协内蕴着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的统一。政治妥协的工具价值，是就纯功利角度而言，完全根据博弈关系计算大小得失，是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政治妥协的本体价值，指妥协本身的价值正当性，是就妥协的品性而言，是一种视对方为有尊严的独立体的宽容精神和博爱情怀，是平等精神在政治领域的实现，是保障世界多样性与丰富性的源泉。二者经历了一个从天然统一到逐渐分裂、背离直至再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它们的分裂起因于父权制下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男人/女人、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二元划分及对立，它们的再统一则源于市场经济、民主体制下对妥协本体价值正当性的确认以及自由发展的个体之间的相互尊重、彼此宽容的德性诉求。政治妥协伦理困境正是在其工具价值与本体价值分裂、背离到再统一的过程中凸显，甚至成为无解的伦理学悖论。 　　1、从欧洲史前史来看，公元前4000年前，人类既不是男权社会，也不是女权社会，那时的人类存在着男女合作的伙伴关系。[7](13、39)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相互依赖和彼此之间的守望相助，而非争夺、竞争与厮杀。妥协作为主体间交往的重要方式，是人类的重要品性，斗争只是解决问题的补充手段。妥协的工具价值与本体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