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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后备干部培养制度性探索 　　后备干部制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为了建设“第三梯队”的紧迫任务到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培养和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方式，保障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有序交接更替。而??下，干部选拔方式的改革创新，正考验着后备干部制度的生命力。 　　制度性选拔 　　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全国省级党委换届选举在2017年6月底收官，全国31个省份共新晋85名省委常委。在这批履新省委常委中，“65后”批量涌现，一些省份还有“70后”的年轻面孔出现。 　　这些官员当中，不少人都有过后备干部的经历。他们在被提拔前就已经进入后备干部名单，经历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和重要岗位的锻炼，比其他官员更早地被纳入组织部门选人用人的视野。 　　后备干部制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从为了建设“第三梯队”的紧迫任务到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培养和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主要方式，保障了各级领导班子的有序交接更替。而当下，干部选拔方式的改革创新，正考验着后备干部制度的生命力。 　　按照官方解释，后备干部是指各级党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根据有关用人标准和程序，选拔出德才兼备、素质好、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的优秀干部，为更上一级领导班子补充干部而准备的后备人选。 　　后备干部的提法源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历史原因，当时中央和省部级领导的年龄普遍较大。资料显示，当时中管干部中60岁以上的超过一半，而各省级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年龄多在61岁以上。为解决迫在眉睫的新老干部交替问题，中央开始考虑制度性选拔后备干部。 　　1983年10月，随着中央组织部下发《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后备干部作为一项制度正式确立。“为了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有连续性和继承性，必须从现在开始抓紧第三梯队的建设”，该文件这样解释建立后备干部制度的原因，“使新老干部的交替有雄厚的后备力量，并且保证这种交替经常化、制度化”。 　　这份文件要求，在次年7月前，全国范围内要选定共计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正部级后备干部200名，副部级后备干部800名。按省份和部委来计划，每个省有20名左右后备干部，每个中央部委有5名左右后备干部。文件要求，后备干部人数要保持常数，因提拔和调整而出现的缺额，应及时补充。这个动态的千人名单，构成了省部级官员的后备梯队。 　　在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逐渐成熟后，省部级以下的后备干部培养渠道也被打通。2000年，中央组织部在《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工作暂行规定》中，将后备干部制度延伸到市县。 　　省部级后备干部都是现任厅局级领导，而地厅级后备干部来自现任县处级干部，县处级干部的后备力量则来自现任乡科级干部。2009年，中共中央制定的《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提出，全国要达到6000余名地厅级后备干部、4万余名县处级后备干部的规模。 　　后备干部的选拔和培养具有周期性特征。有学者在对后备干部的选拔时间进行观察分析后发现，每逢各级党委换届，许多后备干部得到提拔，原有的后备干部名单就会出现大量空缺，而大多数地方和部门是在换届两三年后才更新出现空缺的后备干部名单。一旦确定新的后备干部，组织上对他们的培养和考察工作也就随之启动，在下一次党委换届之前，每个后备干部在培训期间的表现都会得到评估。 　　培养路径 　　后备干部制度是为有序实现领导班子新老更替而设立的，因此，是否具有年龄优势，则成了组织部门在选拔后备干部时的主要考量因素。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在2009年前后进行的全国性后备干部选拔工作中，中央提出要形成“复式年龄结构”，对后备干部的年龄提出上限和主体要求：正部级后备干部不超过58周岁，以55周岁以下的干部为主体；副部级后备干部则以50周岁以下为主体。而到县处级后备干部这一层面，则要求以45周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并特别要求35岁以下的副县级后备干部要达到一定数量。 　　张冬在中部某省份政法系统的一家单位负责组织人事工作，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其单位有两个层面的后备干部――单位正职的后备干部，一般在党委领导班子当中选拔；单位领导班子的后备干部，则在下一级领导班子的正副职中产生。 　　张冬透露，在其单位现有领导班子成员中，仅有一位较为年轻，而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在这一届任期满后都将相继退休，那位年轻干部自然成为其单位正职的后备干部。 　　因为对年龄的限制性条件，一些地方曾出现官员为了跻身后备干部之列而伪造和修改人事档案的情况。比较典型的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王亚丽履历造假事件”――本名丁增欣的王亚丽，在窜改年龄和履历档案后成为后备干部，并一步步被提拔为石家庄团市委副书记。王亚丽的行为被中央组织部认定为“造假骗官”。2010年，王亚丽受到查处。 　　与王亚丽类似的情况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