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理解的双重障碍——论史华慈的思想史观.docVIP

穿越理解的双重障碍——论史华慈的思想史观 陈少明 　　内容提要：本文从以方法论为中心的思想史观角度，讨论本杰明·史华慈学术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认为，史华慈不是那种抽象理论的构造者，而是对思想世界有敏锐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因此他的方法论论述带有显著的实践性格。 　　站在一个与自己的传统急剧拉开距离的时代去探讨传统本身，肯定是个十分困难的工作；而对于从事对其它思想传统作跨文化研究的人来说，任务就犹为艰巨。因为后者同时必须穿越时代与文化的双重屏障。本杰明 o 史华慈教授是属于为数极少的从事这一有“风险”的事业有创获的杰出学者。他的有关中国思想史的著述不仅为西方世界开拓分享中国文化“经验”途径，同时也为中国同行提供某些反思自身传统的参考构架。造就史华慈学术道路的因素是复杂的，借他喜欢用的词来讲，是有“问题性”的。本文准备讨论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即以方法论为中心的思想史观。至少就人文学术领域面言，方法论的自觉是成功学者的必要条件，只不过有些人将其融汇在具体研究实践中，有些人则会将它著诸竹帛，公诸同好。在史华慈为数不多的涉及方法论的系统文字中，特别值得注意的篇章有，《中国思想史：初步的反思》，《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导言，以及论文集《中国及其它问题》导言前后相隔近40年，基本思路一脉相承，而侧重点又略有变化，均可看作其治思想史的方法论纲领。史华慈不是那种抽象理论的构造者，而是对思想世界有敏锐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因此他的方法论论述带有显著的实践性格。透过对这些文字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与之相关的学术作品，或许还有机会了解它的作者本身及其所处的思想世界。 　　思想史研究不同于一般地阅读思想文献，它不只是要了解文本明确表达的含义，更重要地还在于揭示文本背后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作者本身没有意识到的，甚至是故意向人们隐瞒的，也即所谓思想的背景问题。探讨这种背景有两条基本途径，一是从思想与思想的关系去寻求，一是从思想与现实的关系去分析。在史华慈刚进入思想史领域的时代，这两种思路几乎被对立起来，并形成有影响力的两个学科，这就是观念史与知识社会学。两者分别以亚瑟·罗维乔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与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为代表。史氏从两者的夹缝中开辟自己的学术途径，他为思想史设定的任务是“关注人的全体意识对他们的生活情境的反应”1，实是对这两者深切反思的结果。 　　罗维乔的观念史从哲学史脱胎而来。他不满足于以每个哲学体系为独立自足的单位，再以时间顺序为线索把这些体系串联起来的哲学史编撰方式，因为它不能揭示这些体系出现的深层因素及被接受或发生影响的途径。新的观念史的目标是，分解这些体系，将其看作某些基本观念要素在不同思想形势下的不同组合，揭示它们背后没有明言的重要预设同特定时代精神风尚包括思想运动的联系，追寻某些重要观念、新的信念或时尚出现、消失或融合的线索，等等。看来很接近思想史，中文通常就是用思想史翻译“观念史”的。然而，罗维乔强调说：“尽管它大部分处理同其它思想史分科共同的材料且大量依靠它们先前的工作，但它用特定的方法区分这些材料，把其各部分带入新的组合与关系中，从特定的目的看待它。”2说到底，他的焦点仍落在那些最形而上的观念如“神”、“善”、“性”等哲学或宗教问题上。 　　这种“观念”的宽泛含义，史华慈当然也注意到了，但他要突出意识同情境的关系：“当我们承认这一理路的成果时，我们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那些出现于人们对他们的生活情境的反应背景中的观念上。由于前辈和个人的同时代人的思想倾向形成情境本身的完整和重要的部分，观念与观念间的关系不能被忽视。但另一方面，还存在着包括在情境之中而又落在思想之流以外的制度、技术－逻辑事实、政治条件，等等问题。”3即是说，“软件”和“硬件”都应被整合到“情境”中思考。分析“思想”的历史，不能忽视软件，而考察“历史”上的思想，则不能忘记硬件。 　　“知识社会学”，按曼海姆的说法，“是社会学中最年轻的分支之一。作为理论，它寻求对知识与存在的关系的分析；而作为历史－社会学研究，它试图追溯这些关系在人类思想发展中采取的形式。”在现代思想危机中产生的这门知识，其目标是，“一方面，致力于发现决定思想与行动间关系的可运用的标准。另一方面，通过自始至终以基本的、无偏见的方式思考问题，它希望发展出一种适应于当代情境的关于知识中的非理论条件因素的意义的理论。”4从思想的根源、思想的过程到思想的作用，曼海姆都采取极强的社会决定论的分析模式。他把思想家个人的思想，还原为其所处的社会阶层或集团的集体意识，同时又把它同特定的社会利益直接挂上勾。在分析“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这对概念之后，曼海姆也把它推荐给思想史及观念史。 　　史华慈愿意正视环境对思想的影响，但无法接受这种思想的“起源式解释”。因为“这里所要处理的是一种有限的自由——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