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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孔雀东南飞价值意义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这个婚姻爱情悲剧的故事结构，归纳出爱情悲剧的一般模式，探究它形成所具有的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来深刻揭示出《孔雀东南飞》这个爱情悲剧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 爱情 悲剧 礼教 价值 意义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乐府体的叙事长诗，描述的是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一个婚姻爱情悲剧故事。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婚姻爱情悲剧作品不少见，然而这首诗却以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意蕴在文学史上卓而不群，特立独行，堪称封建时代爱情的千古绝唱，在艺术和文化史上闪耀着光彩。 　　首先，我们来分析这个悲剧的故事结构。焦仲卿和刘兰芝本是一对情深意厚的夫妻。在以家庭为本位而不是以爱情为本位，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下，被动结合的夫妻在婚后能产生深厚的爱情，本是难能可贵，值得更加珍惜。可不幸的厄运偏偏降临到他们身上：焦母嫌弃儿媳，强迫夫妻分离。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里，焦刘夫妇面临两难选择：一方面礼教强大（焦母是礼教的代表，她的意志对焦刘夫妇具有绝对权威，不从即不孝，而不孝是严重违犯礼教的行为，为社会所不容），他们只有顺从才能保全自身；另一方面，两人感情的深厚又使他们难以分离。面对这种困境，他们试图谋求妥协。焦仲卿在表面上暂时服从了焦母意志，护送刘兰芝回娘家。需要指出的是，妥协不是屈服，而是为了保全爱情和婚姻的一种策略，寄希望于焦母的回心转意。他们对未来仍抱有一线希望，所以采取暂避锋芒，延时待变的策略。这突出表现在即将分别之际，夫妻俩在车中话别，互相鼓励并坚定了维护爱情的信念。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刘兰芝说服了母亲站在自己一边，成功抵制了县令公子的求婚。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兄长的逼迫，形势急转而下，他们的爱情再次遭到礼教逼迫而陷于绝境。刘兰芝如若再坚持己见，将面临无处容身的境地，生存也面临极大威胁，而自己抗礼坚守的爱情又希望渺茫，在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被迫应允了太守公子的求婚。可这并非她所情愿，被迫答应徒增悲苦。她在黄昏走出家门独自悲泣，恰好遇到风闻变故而来的丈夫。焦仲卿悲愤的指责更让刘兰芝痛心。事已至此，他们的婚姻爱情已很难保全，毁灭不可避免。但是让婚姻被活活拆散而亡，还是让爱情在自身毁灭中获得永生，夫妻俩选择了后者。一个在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一个“自挂东南枝”，以宝贵的生命向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做了震撼人心的抗争。主体毁灭了，爱情却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 　　为了深刻揭示出《孔雀东南飞》这个爱情悲剧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可以从分析白娘子和许仙、杜十娘和李甲、陆游和唐婉的爱情悲剧中得到启示。把这三个爱情悲剧故事进行类比分析，我们可发现并归纳出它们的一般模式：首先，婚姻的主体双方产生了爱情，这种爱情是真挚的、深厚的。但这种爱情却为礼教所不容，遭其迫害（在故事中礼教逼迫具体表现为礼的体现者和维护者、长者的意志），爱情面临威胁。在礼教的逼迫下，爱情婚姻双方占支配地位的一方（往往是男性，在封建男权社会里也只能是男性）向礼教（长者、尊者）妥协、屈服。结局是礼教的权威得以维护，个体的名利、地位得以保全；而爱情的被动一方（往往是女性、弱者）被抛弃，并往往以生命的付出为爱情作悲剧的铺垫。这种牺牲女性、毁灭爱情、保存礼教的悲剧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婚姻爱情悲剧的常态模式。 　　追究这种悲剧模式，它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首先，是封建礼教与爱情追求的不可调和性。礼教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要维护特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同时又规范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行为。礼教往往同封建政权结合在一起，有暴力作后盾，具有强制性和不可违抗。它维护特定阶层的利益，维持已有的人伦秩序，因而具有保守性、稳定性。而礼教在现实中往往又体现为长者、尊者的自由意志，所以它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荒谬性。婚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关系，自然会被纳入礼教控制下，封建婚姻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结婚的目的是传宗接代、家族延续；而婚配对象的选择是出于利益考虑，是家族间利益的结合。古代婚姻不需要爱情，也排斥爱情。可爱情是人的一种原欲，人对爱情的渴望是无法消灭的，它容不得任何束缚和压迫。因此爱情往往会造成对礼教的破坏和冲击，为维持现状和既定秩序的礼教所不容，爱情必然会遭到礼教的迫害、扼杀，这种冲突不可避免。而礼教的强大和爱情的弱小，往往也注定了爱情的悲剧结局。其次，是这种结局是一种文化制约下的个人选择。这类悲剧中男性往往选择退缩、妥协。男人们的选择具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根源。他们比女性更多地承袭了封建文化，因而也更多地承受了文化本身的重荷，长期的礼教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封建伦理道德已内化为自身的道德信念和追求融进个体的人格结构中，这使他们在面临爱情与礼教的两难抉择时，内心处于爱情追求与伦理道德追求的矛盾张力中。而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