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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责制之价值与在我国实行 　　摘要：事后问责是我国行政改革的进步，但在实施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同单纯事后问责相比，权责制更能体现行政改革的宗旨、目的和价值追求，能够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健康发展。在完善问责制的基础上，应在我国逐步实施权责制。 　　关键词：问责制；事后问责；权责制 　　中图分类号：C93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4-1494（2006）06-0046-03 　　 　　自2003年春我国政府在SARS事件中启动行政问责制以来，行政问责制成为了中国行政改革的新亮点。到今天行政问责制已经从非正常时期的紧急措施逐步走向了制度化的轨道。然而由于问责制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在实践中的障碍，难免出现一些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应该采用权责制。 　　“权责制”是由Bruce?Klatt，Shaun?Murphy与David?Irvine三位学者在论述权责制领导中提出的，被称之为“建立高产能和活力充沛的组织，健康和欣欣向荣的工作的关键”。同问责制相比，两者存在着一些共同点，然而不论在达到的成效、运行的规则等方面，权责制都表现出其相对优势。 　　 　　一、事后问责的实施与存在的问题 　　 　　事后问责是对在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由于故意或过失，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以致影响行政程序和行政效率，或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给行政机关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过错行为追究其责任。目的是通过对官员个人的责任追究来达到政府整体效益的扩容。 　　（一）事后问责是政治文明和行政改革的一种进步 　　1．推动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的“能上不能下”，习惯于“对上负责”，一直是长期困扰干部制度改革的难题。长期以来，官员不会因为工作不利或者失职而被免职，除非直接负有重大责任或者贪污腐败。事后问责的实行有助于打破这种情况，通过问责、罢免和弹劾等形式，让有权无责的官员“下课”，疏通官员“下”的渠道。同时，在干部的升迁过程中，行政首长的提名往往决定了干部的升迁。这也导致了现实生活中，买官和卖官现象屡禁不止，渐成泛滥之势。领导干部只管提拔，而对提名之人不负失察之责。事后问责，强调了干部提拔中的“连带责任”，这样有助于干部提拔中的制度化。 　　2．加快责任政府的构建。责任是保障行政效率、效能、可靠性和预见性所不可或缺的。也是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公共决策的质量提高的重要保障，进而提高公共行政的安全性和合法性。按照西方契约论，“政府在拥有权力的同时，也被赋予了相应的责任”，“政府责任是人民赋予政府拥有权力的伴随物”。责任政府是一个能够接受公众问责的政府，组成责任政府的是负责的官员。然而人性也存在自私的一面，只有在事后问责的情况下，官员才会关心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才会在强力的作用下把执政为民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问责制实施中存在的障碍 　　1．权力与责任不对称，缺少相关的法律。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主要障碍是法律不健全。现实中问责的依据是行政性的，官员的责任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即问责法律体系存在的缺位。问责的弹性太大，问责往往取决于领导人的意志和意愿。重权力轻责任的现象非常普遍，权力与责任不对称。权责不清，或有责无权，权力上收，责任下放，权力与责任两极化现象非常严重。一方面，问责只是停留在上对下问责，而上级责任由谁来问，这一最关键的层级却无人问责；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往往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即出现了所谓的“替罪羊”的问题。 　　2．问责主体的缺位。政府官员经过授权，才能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的对象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官员问责制的主体应该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按照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同级政府机关的最高权力机关，要接受人大的监督和问责。但是，在实际的政治权力的运作中，人大的问责和质询的权力并没有很好地体现，现实中问责的主体往往是上级党委政府部门。当然，上级对下级的问责，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任何事情都要上级来过问的话，问责本身就难以形成一种制度。同时，如果上级政府负有连带责任的话，也就很难保证问责的效果是公正的和合理的。因此，问责主体缺位会导致问责的不公或问责不实。 　　3．注重事后问责。问责制将落脚点放在了对责任的追究方面，以失职的官员引咎辞职为最终目的，这其实就是一种被动的善后程序。追究责任其实只是问责的一个方面，“引咎辞职”也不是问责的制度的最终目标。民主的问责不仅仅应该停留在对渎职的官员的问责和惩戒上，更应注重政府与官员所作的一切向公众有所交待。归根结底，是让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对其行为负责。因此，必须在事前和事中关乎官员的责任。 　　 　　二、权责制的主要特点与价值取向 　　 　　同问责制相比，权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