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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民国时期新闻出版业 　　民国时期，繁杂的出版法规、严苛的新闻检查并没有给出版业带来萎缩，相反，1927年到抗战前这十间却是新闻纸、杂志、书籍发展繁荣的十年。实际上，在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限制报刊书籍发展的同时，政府也不时做出保障言论自由的允诺。就在政府这些限制与保护的矛盾中，民国报人、著作家及出版家们开拓着他们的出版事业。 　　 　　一、报刊书籍出版的高峰 　　 　　（一）国民党党报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党报的发展就给予了充分的重视。1928年6月，国民党《设置党报条例》颁布后，之前创刊于上海的中央直属党报《中央日报》迁往南京，并于1929年2月1日正式复刊。除《中央日报》外，归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辖的党报主要还有：1929年元旦创刊于北平的《华北日报》，该报比较重视吸收北平各大学学生参与采编工作，并委托国外留学生发国际新闻，因而无论是内容还是编排都比较新颖，在北平文化界颇有影响；1930年1月10日创刊的英文《北平导报》，是直属国民党中央的惟一外文报纸，创刊不久因内战频频，一度停刊后又复刊，1932年因刊登高丽独立党宣言，迫于日本的压力停刊，后改名《北平时事日报》复刊；前身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创办的《湖北民国日报》的《武汉日报》，1929年6月10日国民党中央对其加以改组后正式出版，这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国民党党报，发行点远及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中山日报》，原为1924年10月由国民党中宣部在广州创办的《广州民国日报》，此后该报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屡易其主，蒋汪合作之后，改此名。［1］ 　　除以上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管辖的报纸外，由国民党地方党部管辖的报纸数量更是空前。按《设置党报条例精神》，在省会所在地及重要城市都有党报，且几乎都采用“民国日报”的统一名称，如《山东民国日报》、《河南民国日报》、《绥远民国日报》、《杭州民国日报》、《宁波民国日报》、《九江民国日报》等。 　　国民党党报除了在数量上抢占新闻舆论阵地外，还实行企业化经营，脱离了完全靠国民党津贴支持的模式。这样一来，既使这些党报减少了党化色彩，又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如程沧波担任《中央日报》社社长之后，提出了“经理部要充分营业化，编辑部要充分学术化，整个事业当然要制度化效率化”的口号，着手对《中央日报》进行整顿。［2］针对当时南京读者喜欢读沪报的习惯，《中央日报》提出了取代沪报的目标，要求编辑部全体人员“人人做外勤，人人要采访”，扩大南京及其他大城市的新闻采集网。对言论，程沧波也相当重视，不仅精心组织人员撰写，遇有重大时事，他还亲自写社评。这期间，《中央日报》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改观。不仅如此，程沧波还致力于《中央日报》广告及发行的改进，改变等广告户客上门的惯例，派员直接到工厂商店接洽，改进广告设计；发行上则打破报贩操纵的局面，出报后将报纸直接送到订户手中。［3］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加上国民党中央在资金和人力上的扶植，《中央日报》销数成为了南京大报之冠。 　　（二）民营报刊 　　除了国民党出版事业日益发展，渐成系统，随着国内局势相对平稳及民族经济的发展，民营新闻事业在资金、设备等方面的发展具备了有利条件，风云渐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刺激了民营报刊的涌现。这一时期民营报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数量上有较大增长。虽然由于民营报业的产权背景复杂，再加上当时确无此类统计，确切考察民营报刊的增长数量比较困难，但从1927～1937年其中某些年份全国报纸数量统计，民营报刊的概况可见端倪。 　　 　　资料来源：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3页。 　　其二，一些有影响的民营大报尤其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一些报刊进一步增强了实力，影响日渐扩大。如天津的新记《大公报》从华北地区的一家报纸一跃成为全国性大报，1936年还在上海设立了上海版《大公报》，其以消息灵通、敢于批评时政及相对客观公正的态度吸引了广大知识分子，读者遍布社会中上阶层，对决策者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作为与《大公报》齐名的沪上名报《申报》，在史量才入主后，几成报纸的代名词。此后，更是以《申报》为中心，发展成为了一报多刊、多种文化事业共同发展的庞大产业。 　　其三，小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此时进入了转折时期。据不完全统计，1931～1937年间出版的小报约100多种，而鼎盛时期的二十年代，约有700多种。单从数量上看，此时小报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此时的小报无论是内容、形式还是影响却是二十年代的小报无法比拟的。在内容上，小报不再单纯偏重娱乐消遣，而是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新闻于一体，而且重点刊载重大时事新闻。不仅如此，一些小报还注重采写独家政治新闻，为其带来了良好声誉。。 　　其四，期刊的迅猛发展。仅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