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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日本民众在环境治理与保护中作用 　　【摘 要】在日本环境体系的构建与运行中，日本民众发挥着巨大作用――推动日本环保立法的不断完善，实施对生活环境与社会环境的监督功能，从生活中小事做起自觉维护环境民众习惯养成，等等。吸取日本环境体系构建中的某些成功经验，强化广大民众在国家环境体系中的基础作用，有利于推动我国环境机制的建设和环保运动的开展。 　　【关键词】反公害运动;环保意识;环境治理;环境保护 　　一、民众运动在日本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 　　 （一）公害问题的出现 　　 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优先发展“重厚大”行业（钢铁、石油化学、造纸、电力等），全力促进战后经济增长。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大量生产和排污，工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相互叠加，环境急剧恶化。这一时期成为日本历史上有名的“环境公害”期，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噪音、强烈震动、刺激性气味、土壤污染以及地面下陷等公害问题集中出现。这一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伴随着严重的环境破坏，给日本人民的健康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举世闻名的“四大公害病”（水俣病、痛痛病、新??水俣病、四日市哮喘病）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进而引起了日本民众的强烈抗议和不满。 　　 （二）民众反公害运动的兴起 　　 由于受到环境污染带来的直接影响，居民反对公害的运动空前高涨，许多市民自发组织抗议活动，向企业和政府表达不满，并围绕健康医疗索赔、环保对策等，提出请愿甚至提起诉讼。最初是以受害地居民请愿和以患者为中心开展的，后来引起了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最后演变为“一场全国性的反公害运动”。 　　 1964年，一家欲在静冈县建设的石化公司被当地居民成功阻止。随后1968年的痛痛病诉讼、1967年新泻县的水俣病诉讼和四日市的大气污染诉讼、1969年的熊本县水俣病诉讼都以原告方胜诉而告终。这些反公害运动的胜利很大程度上鼓励了其他地区的受害居民，并对企业和政府产生很大影响。反公害运动以1970年的全国性“公害呼救”为一个高潮。起诉公害的案件从1966年的约2万件上升到1970年的6.3万件。群众不但反对已有企业的污染，还反对兴建有潜在污染可能的企业。据调查，到1970年已有45%的人不希望这种对民众生活不好的经济增长继续下去，1972年反对人数上升到53%，1973年达到59%。日本开始尝到了不考虑环境的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经济”后果。更严重的是环境问题导致自民党及其政府的支持率下降。自民党赢得的选票从1960年的58%下降到1969年的48%，佐藤首相的支持率一度降到20%，反对党的市长人数从1947年的20人增加到1973年的138人。公害问题变成了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大规模的反公害运动使得政府、企业不得不开始重视环境污染问题，进而寻找对策。 　　 （三）民众反公害运动的作用和结果 　　 通过被害者和居民的不懈努力，地方政府率先采取措施，至1972年1月，46个地方政府中有32个县出台了公害防止条例，与企业签订“公害防止君子协定”3000多件。地方的率先行动减缓了环境污染进程，为中央政府实施全国性的污染防治实践提供了理论和技术准备。日本政府也在1968年颁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其后又陆续颁布了《噪音规制法》、《汽车尾气排放规制法》、《水质污染防治法》等多部法律。1969年12月，正式颁布了《公害受害者经济救助特别措置法》。1970年日本政府召开“公害国会”，颁布14项防治公害的法律，成立了直属内阁、首相亲任部长的公害对策本部，统一管理实施防治公害。1973年又分别颁布了《自然保护法》和《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通过政府一系列法律条文的制定，企业的责任得以明确。企业必须承担规定的义务，例如发电厂的燃料必须使用不含硫磺的天然气和低硫石油。在居民和政府的双重压力下，企业也不得不改变以往对受害者和环境冷漠的态度，积极开发环保技术，加大防治污染的投入。同时国家鼓励并对积极开发环保技术的企业给予税收和金融支援。经过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工作，日本的大气、水、土壤、噪声、废弃物等污染都得到有效控制，达到国家环境标准，森林覆盖率达到67%以上，有效地遏制了污染的恶化。民众反公害运动成为地方自治体、国家、企业努力防治公害的最大推动力。 　　二、国民环保意识在日本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今） 　　 （一）日本面临新的环境问题 　　 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法律上的限制和公害防治技术的发展，由企业生产产生的公害物质大幅度削减，严重的公害问题得到控制、水和大气污染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环境改善取得一定进展。日本的产业结构已由“重厚长”大产业向轻薄短小、技术集约型产业、服务业转化，但是环境污染的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汽车的普及导致汽车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