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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健吾文学批评批评者主体性 　　摘 要：李健吾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人物，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了李健吾的批评文集《咀华集》，在当时的批评界引起轩然大波。本论文试从《咀华集.咀华二集》中代表性篇目《评》为中心去浅析李健吾文学批评中所体现出来的批评者在评论作品时的主体性。 　　关键词：李健吾；《边城》；批评者主体性 　　李健吾认为：“一个批评家明白他的使命不是摧毁，不是和人作战；而是建设，而是和自己作战。”同时，李健吾主张建立一种真诚、坦率的文风。所谓真诚，是指以心换心，以情换情，以自己的灼见和作家们真诚地对话；所谓坦率，指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哪怕是老朋友或自己敬仰的老作家，看到了他们作品的缺憾，也决不拐弯抹角，而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来。正是他的这种对批评者的主体性的绝对要求，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主流几乎相背而行，并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由此出发，本文试着从李健吾的批评者主体性这一个点去看李健吾的文学评论。 　　一、李健吾文学批评批评者主体性的源起 　　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具有很大的主体性，甚至可以说李健吾所发挥的批评家的主体性作用在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批评界开了“印象主义批评”的先河。这主要因为李健吾自身所受到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他留学经历的熏染。 　　1925年，李健吾进入清华大学，在中文系第一天上课时就被朱自清先生认出并受到了朱自清先生的青睐，由此或多或少受到了朱自清先生文学观的影响。并且李健吾与周作人、鲁迅等人有所交往，在精神上受到了他们的感染。同时，李健吾从清华大学中文系转到外国语文系读书后，他还接受了19世纪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比如唯美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等。后来，李健吾的批评在文坛出现时又被归入法郎士“印象主义批评”之列。可见李健吾的批评家的主体性发挥与西方文艺理论有着很深的渊源。 　　不仅如此，20世纪20年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是造成李健吾文学批评中作者的主体性作用鲜明的一个重要原因。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反对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权威，强调个体自由和平等”。因此李健吾反对从作家作品的政治立场或者阶级出身出发去进行评论。反之，应该剔除这种思想，自觉地将自己作为人类的一份子去看待世界，以“人类的幸福”来认定评论作家的立场。 　　最为重要的是李健吾在留法期间，日夜攻读福楼拜，并写下了著作《福楼拜评传》。李健吾紧扣的是福楼拜的“性情”，与前面所谈到的李健吾以“人类的幸福”来认定评论作家的立场的观点不谋而合。《福楼拜评传》还是李健吾对美、对艺术、对文学的一些基本看法的奠定，这些思想既是他对福楼拜等外国作家、理论家的梳理与总结，也是李健吾文艺思想的重要部分，成为了他批评的基点。 　　二、李健吾文学批评作者主体性的特征 　　“作者主体性”是由“作者”和“主体性”两部分构成，“作者”代表文学创作中具有最大主导性和最多话语权的一种角色，而“主体性”意指人类的自主、主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因此它的出?F显示着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极大推崇。 　　但是文学批评中的作者主体又与其他单纯写作的文学作者不同，批评者往往对一个文本进行的评论必然带着自己个人的思想、情感以及认识，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说法。故而在论述批评者主体性时就关系到批评者对批评文本之间的关系。 　　比如李健吾评论的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在这一篇评论文中，李健吾做得更多的是他内心的独白和他自己对《边城》这个文本的一些看法。在开篇他即点明了“不大相信批评是一种判断”，明确指出一个批评家类似与“科学的分析者”，需要做到“独具慧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灵魂的深处”。 　　李健吾正式评论《边城》时，他首先对《边城》的作者作了一个说明，“唯其眼前论列的不仅仅是一个小说家，而且是一个艺术家”，首先就把沈从文列为了比巴尔扎克评论还高的艺术家。稍后又提到沈从文是一个“渐渐走向自觉的艺术家”，将沈从文的热情崇拜与废名先生的具体化的抽象的意境相对比，来表现沈从文作品中对人性的挖掘。接下来，李健吾说沈从文从来不分析，这一种结论在李健吾之前是没有这样绝对肯定的说法的。甚至李健吾还将沈从文的地位提到了另外一个高度，认为沈从文的热情比司汤达、乔治桑等人的地位还要高，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学界对此是存在争议的。李健吾的这种看法便是由于李健吾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批评性作者的主体性作用，表达出他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一系列印象与感受。又以《巴金先生的自白》来说，就连巴金自己都不同意李健吾对其《爱情三部曲》的评论，可见李健吾的评论是带有极大的主观性的。 　　但是，李健吾并不是纯粹地将自己的阅读体验、感受一一罗列，而是经过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分析整理过程才最终落笔的。李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