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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价值基础 　　摘要：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民彝”和自由是其早期宪政思想的价值基础。李大钊承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之余绪，宣扬“民彝”和自由的党政价值，推进了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运动。 　　关键词：宪政；价值；民彝；自由 　　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3-0038-04 　　 　　李大钊在青年时期即“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开始系统学习法政理论。1913年毕业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在天津学习的六年时间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宪政理论基础。 　　李大钊早期宪政思想内容丰富，涵盖广泛，涉及宪法至上性问题、制宪原则问题、弹劾适用问题、政党及其作用问题、法律颁布行使程序问题、内阁体制问题等。在宪政措施方面，主张一院制和省制，实行限制选举和间接选举。本文主要就其宪政思想的价值基础进行探讨。李大钊宪政思想的价值基础主要是“民彝”和自由，“民彝”和自由的宪政价值代表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思潮。 　　 　　一、“民彝” 　　 　　“民彝”是李大钊早期著作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内涵介于民本和民主之间，后来又被表述为“惟民主义”。在李大钊的宪政理论中，对“民彝”的解释是：“民彝者，吾民衡量事理之器。”“民彝者，凡事真理之权衡。”从李大钊的解释来看，“民彝”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指人民的理性或意志，也可以解释为民情民意；一个是指一切要以人民的理性或意志为权威。后一个意思更为根本。 　　“民彝”是宪政的价值基础，“民彝者，民宪之基础也。”“民彝”是宪法之基，体现了宪政以民为本的精神，宪政的最终目的要归结到“民彝”上。在以“民彝”为价值基础的宪政体系下，“听民彝之自为趋向，因势而利导之”，政治治理的目标就是顺从人民的意愿，不可压制阻遏，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人民意志的产物，“政治者，一群民彝之结晶。”宪政体系下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均得觅有机会以自纳其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之中，在国家法令之下，自由以守其轨范，并进以尽其职分，而赴共同之志的。”也就是说，在宪政体系下，每个人的理性或意志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都能实现各自的天赋能力，有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和个性，并以此区别于他人，最终达成政治共同体之目的。 　　在以“民彝”为价值基础的宪政体系下，“官吏与公民无殊，同为国家之公仆，人人皆为治者，同时皆为属隶，其间无严若鸿沟之阶级。”只要是以“民彝”为基础的宪政就不存在等级或阶级划分的问题，对个体来说是这样，对国家或政治治理的整体关系来说也是这样，“国家与人民，但有意之关系，绝无力之关系，但有公约之束制，绝无强迫之压服。”一切都是按照法治的精神和社会契约的原则进行，不存在强制和屈从、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政府的职责，不过是按照民众的意愿，促进共同体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并使每一个个体借助于它的有效治理实现个体的价值和目标。 　　以“民彝”为价值基础的政治就是适宜的政治，即正当的、合法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是以“惟民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的政治。它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价值层面，一个是制度层面。价值层面主要是指“惟民主义”，制度层面主要是指代议制度，两者的结合就是适宜的、合法的政治，也就是宪政所应该呈现的样子。所以政治治理不能脱离了“惟民主义”的价值基础，脱离了“惟民主义”，就不再是宪政了。 　　李大钊还谈到“民彝”与法律制定的关系，即“理”与法的关系，认为“民彝”也是法律制定和运行的价值基础，“既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开其基，更以理之力为法之力去其障，使法外之理无不有其机会以入法之中，理外之法无不有其因缘以失法之力。平流并进，递演递嬗，即法即理，即理即法，而后突发之革命可免，日新之改进可图。”这一段论述是很精到的，在哲理的层面揭示了“民彝”与法律的关系。“民彝”即民情民意是法律的价值基础，法律必须体现民情民意，背离民情民意的法律是无法持久的，也不会产生现实的规范效力。当法律能够体现和保障民情民意的时候，则革命可以避免，社会可以改进。民情民意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民情民意，而法律容易停滞落后，“盖法易腐而理常新，法易滞而理常进。”所以法律一定要紧随民情民意，与民情民意保持协调同步。 　　李大钊认为，是否以“民彝”为价值基础，是区分立宪与专制的重要标准。专制基于强力，立宪基于民意，“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所以一个是“民彝”或“惟民主义”的，“惟民主义”是“民彝”的另一种表达，一个是英雄主义的，“惟民主义”必然以人民意志为旨归，英雄主义必然以英雄意志为圭臬，两种主义决定了两种不同的治理模式。英雄主义是他治，他治之下，英雄是主动的，民是被动的；“惟民主义”是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