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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思想中矛盾浅析 　　李贽（1527年-1602年），原姓林，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李贽一生困顿，但思想著作颇丰。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李贽思想的研究非常广泛和深刻，当然也涉及了他思想中的矛盾这一领域。本文主要从生死观、独立人格、名利观方面探讨李贽思想的矛盾。 　　一、李贽生死观中的矛盾 　　李贽所倡导的是“死得其所”的生死观，而他选择以自刎狱中的形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却表现出他的思想与行为之间存在矛盾。 　　（一）“死的其所”的生死观 　　李贽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生离死别，父亲、祖父先后去世，自己的四男三女也因丁忧无法照料，其间又逢天灾先后夭折，仅剩大女儿健在。他自己身体也不结实，晚年他的身体更是病痛颇多，深感如残烛之末，不经年月。这样的情况使得李贽对生死的思考尤多，从而形成了相对乐观的生死观，认为只要“死得其所”也算不枉此生。 　　李贽感悟到生命的长短是人所无法掌控的，但生命的意义却把握在每个个体手中，无意义的生命即使长命百岁也不值得羡慕。正如他所说的“百岁荣华为天，万世永赖曰寿”。在《五死篇》中，李贽详述其所提倡的生死观：“人有五死，唯是程婴、公孙杵臼之死，纪信、乐布之而死，聂政之死，屈平之死，乃为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临阵而死，其次不屈而死……又其次则为尽忠被谗而死……故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纵有伪劣，均为善死”。 　　由此可见，李贽对“烈丈夫”的死法是颇为赞赏的，如果能够功成名就，扬名万世，自己也会欣然接受这种死法，认为这是“死得其所”。 　　（二）生死观与自刎狱中逃避行为之间的矛盾 　　李贽选择以自刎狱中的形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虽然也显示了一种气节，却算不上他所提倡的“烈丈夫”之死。李贽被囚于狱中并没有就死，而是在得知自己即将被遣释回乡后自刎的。李贽在此时就死，是一种逃避。其一是对封建宗族伦理义务的彻底逃避;其二是对封建统治者的彻底绝望和对个体自由的最后追求。 　　李贽选择自裁是对封建宗族伦理义务的逃避。他一生中的大半部分颇受宗族伦理的束缚，李贽家境中落，二十岁时就开始为生计问题奔波四方“自弱冠糊口四方，靡日不逐时事奔走”。两次丁忧守制使得“我连生四子俱不育”内心的苦闷不能摆脱。这些悲剧可以说是封建伦理的孝亲守制观念直接造成的。李贽在任满姚安知府之后请辞寄居黄安。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弃官回家，即属本府本县公祖父母管矣。来而迎，去而送;出分金，摆酒席;出轴金，贺寿旦。一毫不敬，失其欢心，则祸患立至”。诚然，这可以看做是李贽与官场气氛不相投不愿意受连累。可是，后来的芝佛院落发，虽可说是李贽的率性而为，然而却有着更深层的意味，那就是逃避封建伦理宗族义务。 　　在封建社会的中国，两千多年来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规定一旦他返乡，将要承担自己家族的生计。农业社会中，“学而优则仕”是所有人都认同的观念。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要培养出一位官员，极为荣耀却也无比艰难。要经过几代人的牺牲和积累才幸运的落在了某位后代人的身上，而李贽就是这样的“后代”。在族人们看来，他的成功绝不属于他自己，作为荣耀的获得者，他必须对全族的人尽人伦义务，保持休戚与共。而李贽是厌恶这种生活的。入狱之后，为自由奋斗一生李贽年已迟暮不愿被遣回乡。他选择了自裁，并写下“七十老翁何所求”。以死明志，同时也是对封建伦理宗族义务的彻底逃避。严格说，不属于他所倡导的“烈丈夫”之死。 　　2.李贽对封建统治者的彻底绝望和对个体自由的最后追求 　　李贽一直以“异端之尤”自居，也做了很多不合封建常理的事情。但是他对封建统治的态度经历了次第变化。麻城遭到迫害，他寄希望于封建法律制度的保护，“我一生只是以法自律，复以律以治百姓，是自律最严者，苦我若也……我今只知恭秦朝廷法律也，要如斯我乃听。”表达了如果没有正规的程序，他是不会乖乖就法的。此时，李贽对封建社会制度是心存希望的。 　　万历皇帝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将他逮捕之后，在狱中写下《书幸细览》“可生可杀曾参氏，上若哀矜何敢死。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表达了他希望万历皇帝能够体察自己一片忧国忧民之心的意愿，期盼他不那么昏庸和愚昧的愿望。然而，他终于感觉到，这种期盼专制统治者的开明和良心的发现愿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写下了“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这不能不说是对现实社会绝望的表达。 　　李贽一生力求做一个“真人”，想要在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封建空气里，嗅到更多的自由。而此时身陷囹圄，又要被遣返乡，这样的结果实非所愿。因此选择自刎狱中，来实现对自由的最后追求。 　　二、李贽独立人格思想中的矛盾 　　李贽一生中一直都在努力追求独立人格，而这里的独立人格指的是人之为人所需独立运思的能力和选择自己所走道路的能力。前者，李贽是具备的，然而于后者却显得有些力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