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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创业投资体系启示 　　在前几期的文章中，我们反复强调了创业企业在整个融资过程中始终要考虑的三个问题，即何时需要多少资金；从何处筹措资金；以何种条件融资。这三个问题的答案一方面取决于各个新创企业的具体情况，同时更受外部环境、特别是外部融资环境的影响。在本期以后的几篇文章中，我们将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创业投资体系，同时重点分析其他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启示，以期对完善我国的创业投资环境有所借鉴。 　　创业投资（VentureCapital Investment），也称风险投资，是指通过向没有公开上市的新创企业进行股权投资，并为其提供管理和经营服务，期望在企业发展到相对成熟后，通过股权转让收取高额中长期收益的投资行为。国家介入创业投资产业的理论依据不是因为该产业本身存在着市场失败，也不是因为该产业本身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果（比如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等），而是试???通过发展创业投资产业来扶持有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从而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通过被投资企业的创新行为扩大生产可能性的前沿。 　　从现实中看，试图通过制定政策来促进本国创业投资产业发展的国家很多，但是取得成功的却寥寥无几。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探索，1998年出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2001年以后又出现了倒退现象。影响我国创业投资产业发展的原因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上主要包括：能够合法流入创业投资产业的资金有限；创业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有待改进；投资资金退出渠道不完善。微观上的问题主要指投资人才的短缺，运行模式社会效益低下，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的积累以及国际交流，投资人才的问题有可能通过市场本身得到解决。但是，运行模式的改变，则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首先解决宏观上的三个问题。可以说，宏观上的问题是制约我国创业投资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 　　在政府和创业投资产业之间的关系上，日本的事例值得研究。日本是一个以间接金融为主体的国家，其创业投资产业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受国家政策以及产业内部条件的影响，日本的创业投资公司形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合理、社会效益低下的运作模式（虽然这个产业的先驱者曾经试图把美国模式引进日本），这种运作模式影响了创业投资产业整体应发挥的社会职能（发掘和培育有创新性的高科技中小企业）。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日本的事例。 　　 　　日本政府与产业之间恶性循环的形成 　　 　　1972年11月，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独占禁止法的执行监督机构）发表了对创业投资公司的管制意见（通称创业投资公司宪章）。其中包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支援风险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支配风险企业；不得派员担任或兼任被投资公司的董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创业投资公司的股权不得超过49%；投资股权超过25%时，创业投资公司必须能实证没有支配其他投资者，等等。只有在这些前提条件下，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才会认定创业投资公司的经营是合法的。受此法影响，日本的创业投资公司无法象美国同行一样介入被投资公司的业务，无法强制被投资公司执行自己的战略，甚至无法参与被投资公司的经营管理。 　　这份创业投资公司宪章和严格的公开上市基准是政府政策阻碍创业投资产业发展的集中表现。这种十分不利的初始条件以及其他特定的原因，促使日本的创业投资公司形成了虽然合理但是却没有社会效益的运作模式，即放弃本来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而退化为非银行性金融机关（即：投资，融资，租赁等业务并存）；主要投资于成熟企业；对被投资公司很少提供经营服务（hands-off），这种运作模式使其没能在培育日本的新兴高科技产业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在一段时期内卷入了违法的高利贷行业，因此社会对它的评价一直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创业投资产业完全失去了使政府制定政策改变自身不利环境的理由（更不用说出台优惠措施扶持自身发展），使其只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寻求自身发展的空间，从而形成和强化了下列恶性循环：不利的外部环境――歪曲的运作模式――微弱甚至负面的社会效益――失去政府的支持――依旧不利的外部环境。这种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了日本创业投资产业的健康发展，使其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职能（发掘和培育有创新性的高科技中小企业）。 　　 　　日本政府与产业之间恶性循环的打破 　　 　　1994年，细川内阁发表了政府政策大纲，首次提出了通过创业投资公司来扶持风险企业的战略，对创业投资公司寄予了很大的期待。受此影响，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修改了1972年公布的创业投资公司宪章，从而为其介入被投资企业的经营（包括监督和帮助）提供了法律保证。之后，日本政府又从其他方面相继制定了一系列针对创业投资产业的法律，从而彻底改变了其不利的外部环境。 　　政府的政策可以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从量上扩大创业投资产业的可投资规模。这包括促进民间机构者的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