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复兴社会学分析.docVIP

时评复兴社会学分析 　　近些年，中国新闻界出现了一种“时评现象”，专家称之为“时评勃兴”。 　　其实，稍对新闻史作些了解可知，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四五十年里，中国时评也曾有过一度辉煌，当时之受重视程度，某种意义上来说，相比今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进入上世纪中叶后，中国时评进入平台期，虽几度试图重整旗鼓，最终却一挫再挫，直入低谷。直至上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渐入佳境、因言获罪的“文革”思想禁锢逐步从人们思维深处褪去，中国时评方迎来自己的第二个春天，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景象。中国新型时评，进入了“黄金十年”！ 　　 　　时评：是“勃兴”更是“复兴” 　　 　　1.中国早期“新闻纸”更是一种“评论纸” 　　 　　回顾中国近代新闻业（主要是报业）的幼年时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早期的中国“新闻纸”，更多是一种“评论纸”，并非以“新闻”为重点，而恰恰是以“评论”为主业的。 　　王韬，19世纪后期出现的我国最早的报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创办了我国近代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循环日报》。新闻史书在评价其历史贡献时，第一点必然提到“他首创了一种以政论为灵魂的报纸”，而他自己也坦言：我办报，就是为了“立言”。他立言的渠道，就是评论。 　　康、梁的维新运动，也是始于政论报纸，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甚至于“只有论说一篇，别无纪事”，也就是说：掀起近代一轮办报高潮的维新派的新闻纸，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评论纸”。维新派主将梁启超的政论情结，则更是特色鲜明――大名鼎鼎的维新派机关报《时务报》，梁启超每天要为之撰写4000多字的评论，其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朝野大为震动，以致“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据说当时上至京城省会，下至穷乡僻壤，无人不知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大名。维新派另一人物谭嗣同也坚持，报纸要“代民立言”。他所说的立言，也是借助评论。 　　20世纪初，待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伴其出场的，也是一张张漫天飞舞的政论报纸，其中包括陈少白的《中国日报》、郑贯公的《广东日报》，以及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第一份报刊《大陆》、章士钊的《苏报》等等，均是“排满”、“排康”言论激越，鼓吹革命，振聋发聩。而詹大悲主持的武汉《大江报》，更是因其《亡中国者和平也》等革命评论影响了新军士兵，而在武昌起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而在此期间，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康梁的改良派之间，也发生了持续的论战，其中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最为著名和旷日持久。而论战的主要途径，当然仍是政论文章。其双方作者包括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名人，此乃近代中国报业第一次成规模的大论战。 　　及至1910年以来，新文化运动逐渐拉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幕，这一过程中政论报刊同样起到了传播思想启蒙和革命火种的重要作用。从陈独秀、李大钊等创办《新青年》和《每周评论》起，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者们就高调开始了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政治时事报道述评。紧随其后，便是青年毛泽东创办于湖南长沙的《湘江评论》，也是以述评为主，曾先后发表了毛泽东的政论、述评、杂文近40篇，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的宣传鼓动。后来的《向导》周报、改组后的《新青年》等也都是走的这个路子。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不仅鲁迅等人频繁利用报刊发表杂文（其中不少也带有新闻时评的性质），连一度保守的《申报》老板史量才，也发起了以“时评”为“龙头”的新闻改革，战斗力大增，1932年更是连续发表了《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时评，对国民党进行猛烈抨击。 　　通过钩沉史料，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报纸之所以会出现政论的兴盛，原因就在于它是新兴阶级争取权利的有利斗争武器。不管是在新兴资产阶级维新派鼓吹君主立宪和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鼓吹暴力排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是在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大声疾呼共产主义和武装革命的20世纪初叶，政论这种战斗力鲜明、火药味十足的评论文体，一直是中国新闻报道中异常活跃的主要形态之一，为上述各方宣传政见、推动政治变革（革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时评之兴盛，并非近年之始。当然，其论说对象、论说方式，均与今日时评有很大的区别。 　　2.今日中国新型时评再度勃兴 　　20世纪中叶，随着中国政治生活和精神世界“大一统”的出现，评论这种以批判为宗旨的文体，随之而归于沉寂。虽然在《人民日报》等党报上，仍会在关键时刻刊登出“社论”、“本报评论员”或“本报特约评论员”等形式的“评论”，但这些几乎都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不仅居高临下、拒人千里之外，而且写作风格也进入八股式的套路。总体而言，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真正意义上新闻评论在中国几近消亡。 　　这种沉寂，到了思想激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