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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兴寄托说与清初诗词理论探讨 　　摘要：明清之际，“诗史”说得到了重新讨论，不仅体现了历史的延续，而且反映了新的时代精神，即对诗歌特殊体性的认识，从而将比兴寄托的问题提了出来。清初的词学孕育着重大发展，诗学中对于比兴寄托的重新检讨，启发了词学中的深层次思考，在创作上，对明代以来凋敝的词风是一次重要的反拨，尤其是其中反映易代之际入新朝为官者心灵活动的词作，是词史发展中所出现的新因素，也是“词史”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清初；诗史；词史；比兴寄托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8)01-0069-05 　　 　　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观念，比兴寄托说在中国文学发展的许多历史阶段都有其当代性的反响，明清之际也不例外。本文拟通过对明清之际诗坛和词坛的关系，探讨这一问题。 　　明清之际，诗学上有不少命题得到了重新讨论，“诗史”说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唐代孟綮《本事诗》在评论杜甫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他对杜甫的这一体认，到了杜甫的经典地位得以确立的宋代，就更加深入人心，引起多方面的回应。明清诗学对宋代诗学有着直接的传承，诗史概念也得到进一步讨论。虽然，在文艺学的发展架构中，对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看法，如明代杨慎在其《升庵诗话》中说：“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认为诗和史各有其文体功能，无法相兼，将诗等同于史，对其地位不是提升，而是降低。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秉承这一思路，也说：“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不过，一般来说，人们不会直接去呼应这种稍显偏激的辨体。那本是一个山飞海立、天翻地覆的时代，将诗赋予史的内涵，不仅是历史的认知，也是时代的需求。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其《日知录》中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自古兀不亡之国，因此，对于有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说，当改朝换代之际，应该更为关切文化的传承，这样，才不会“亡天下”。所以，每每在亡国之后，历史的书写非常繁盛，就是一个显明的例证。这种风气在文学领域也同样明显。金亡后，元好问忧虑故国文献消亡，因而编成《中州集》一书，其内在深心，为天下后世所知晓。元好问在明清之际的最佳传人是钱谦益，其编纂《列朝诗集》，以保存明代诗篇，也是极明显的“存史”之举。其《列朝诗集序》有一段夫子自道：“毛子子晋刻《历朝诗集》成，余抚之，忾然而叹。毛子问曰：‘夫子何叹?’予曰：‘有叹乎!予之叹，盖叹盂阳也。’‘曰：夫子何叹乎孟阳也?’曰：‘录诗何始乎?自孟阳之读《中州集》始也。孟阳之言曰：元氏之集诗也，以诗系人，以人系传，《中州》之诗，亦金源之史也。吾将仿而为之。吾以采诗，子以庀史，不亦可乎?’”又在《与周安期》书中说：“鼎革之后，恐明朝一代之诗，遂致淹没，欲仿元遗山《中州集》之例，选定为一集，使一代诗人精魂，留得纸上，亦晚年一乐事也。”他在编纂《列朝诗集》时所体现的诗史意识也体现在其整体著述中。既然推寻源流，诗的最早功能就是史，当然不必强为之别：“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所以，沿流而下，继承传统，原是题中应有之义。而扩大范围，深化内涵则是他对新时代的新贡献：“曹之《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日诗史。”从这个意义出发，他当然对杨慎诸人的非议诗史之说不以为然：“唐之诗，入宋而衰。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竺国，水云之苕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冱寒，风高气傈，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压山之故事，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m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也，不亦诬乎!”不仅强调了“国家不幸诗家幸”的遗民诗观，而且将“诗史”观念作了进一步表述，即诗不仅可以反映史，不仅可以当作史，而且可以续史，弥补历史记录的缺陷。这显然对诗史的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特色，“就创作言，此一语言策略容许了抒情主体在诗篇中寄托一己之情思与乎经验，亦赋予了载体在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