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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清朝幼帝皇权代行与回归制度 　　摘要：在中国封建王朝皇权交接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由于满族特殊的文化环境，清朝皇权交接出现相对特殊的情况，在幼帝皇权的代行和回归上具有不同于历代封建王朝皇权交接的独特之处。清朝统治者并非一成不变地承袭汉制或因袭满洲旧制，而是将保留、吸收相结合，既学习、借鉴汉族王朝的经验，又尽可能地保持满族传统制度与习俗。并随着形势的变化与需要，不断予以改进，保证幼帝在成年后顺利地执掌皇权。 　　关键词：皇权；代行与回归；满洲；承袭汉制 　　 　　清代曾出现5次将皇位传给年幼继承人的情况，为了确保幼帝成年后顺利执掌皇权，统治集团对幼帝皇权的代行和回归作了缜密的制度安排，较好地处理了汉制与满洲旧制的关系，确保了皇位的平稳传承和幼帝在成年后政权顺利交接，避免了因皇位继承问题所导致的政局动荡，从而保证了清王朝统治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一、辅政王、摄政王执政始末 　　 　　1643年8月9日，清太宗崩。满洲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展开了激烈角逐，以睿亲王多尔衮及英郡王阿济格、豫郡王多铎为一派，以皇长子肃亲王豪格为一派。豪格一派得到了礼亲王代善和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支持，形势对豪格更有利。此时还有一股潜在的力量，即以永福宫庄妃为首的博尔济吉特氏集团欲立皇九子福临为帝，维护其家族在后宫中的显赫地位。 　　皇太极崩后第六日，前两股势力相互摊牌。“十四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发誓曰：‘虎口，帝之长子，当承大统云’。则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当’。固辞退去，定策之议未及归一。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农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与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弟兄，常时朝政，若不预知，何可参此议乎?’即起去。八王亦随之去。十五默无一言，九王应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既让退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九子。而年岁幼稚，八高军兵吾与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辅之，年长之后即当归政。”两派争执的最终结果是相互妥协达成了折中方案，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避免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分裂。“刑政除拜，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出兵等事皆属右真王。”多尔衮感到宗室权力过大，下令停止诸王贝勒办理部院事务，又将诸王贝勒归于都察院稽查范围。“尔等俱系朝廷风纪之官，向来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办理国政及朝觐勤惰，原属吏部稽核，今官员听之吏部，王、贝勒等应尔衙门稽查。事应纠参者，据实奏闻方为称职。”这一举措削弱了八旗旗主的势力同时提高了多尔衮的地位。顺治五年十一月多尔衮晋封“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自行颁发“摄政王令旨”，权势越发膨胀，对皇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使宗室集团内部的矛盾更为尖锐，因此顺治帝和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必然要改变多尔衮擅权的局面，以解除其对皇权的威胁。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卒。次年二月，济尔哈朗与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等上疏追议多尔衮之罪，指多尔衮“独专威权，不令郑亲王预政，遂以伊亲弟豫郡王多铎为辅政叔王，背誓肆行，妄自尊大”，“构陷威逼，使肃亲王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官兵户口财产等项，不行归公，俱以肥己”，“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又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人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最后说：“多尔衮显有悖逆之心，臣等从前俱畏威吞声，不敢出言，是以此等情形未曾人告。今谨冒死奏闻伏愿皇上速加乾断，列其罪状，宣示中外”。顺治帝下诏“暴多尔衮罪，行于中外；削其爵，撤其庙享。”不久，顺治帝正式亲政。 　　摄政体制是后官、宗室两大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均衡的产物。摄政体制的产生，既考虑维护帝系的法统，同时也照顾到宗室实力派的利益，是宗室集团内部缓解冲突、上下协调一致的重要形式，更是清朝进关建立在全国统治总体战略部署的需要。这种政体局面的形成，也是“八王议政”体制负面效应的体现。因此，摄政体制随着多尔衮的死而宣告终结。 　　 　　二、四大臣辅政始末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帝崩，皇三子玄烨即位。顺治帝遗命上三旗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下令逮捕鳌拜后亲掌朝政，四大臣辅政历时八年零五个月。 　　幼年即位的康熙帝同样面临着皇权的代行和回归。任用异姓辅政大臣掌权可以维护皇权，迫使宗室不得干预朝政，保障皇权的稳定与持久。“时索尼为四朝旧臣，遏必隆、鳌拜皆以公爵、苏克萨哈为内大臣，鳌拜尤功多，盛气凌人，人多惮之。苏克萨哈以额驸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亚索尼，与鳌拜有姻连，而论事则龃龉，因以成隙。”此时主持朝政，左右局势发展的太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可利用辅政大臣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以达到左右局势控制朝政的目的。 　　辅政大臣与摄政王在权力上相比，更有利于幼主皇位的稳定。其一，两者政治地位差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