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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精英民主视野下地方政府管理 　　摘要：中国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从理论上讲，中国的民主是大众的民主，选举的民主，协商的民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根据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又不可避免的含有精英民主的成分。 　　关键词：熊彼特；精英民主理论；地方政府管理 　　中国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中国的民主是属于大众的，通过选举的手段，来表达人民的公意。但是，根据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不得不说她又含有精英民主的成分。米歇尔斯认为在任何政治组织中，都必须有自己的政治代表和技术专家，否则这些组织就会瓦解，而这两部分人一旦合二为一，就会形成寡头。此外，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条件的差异，总有少数人以其超凡的才能脱颖而出，迟早形成寡头；不仅如此，又因为绝大数组织的成员在政治上冷漠、盲从，他们永远缺乏自我管理的能力，离开了领袖人物的领导和控制，组织就无法达到预定的目标。正因为这样，人类的一切组织或者政治或社会系统，都必须由少数统治，这就是“万古不变的铁律”。 　　莫斯卡和帕累托认为，在任何社会里，统治精英都力图找到其独占权力的合法性和道德的依据。纵观中国的各个行政地区，无论如何选举出代表人民说话的代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都不可不说这些代表作为人民委托权力的对象的同时，还是一个经济的、理性的、独立的社会人，他们在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多多少少加入了个人的利益或者情绪在里面。 　　本文所论述的精英民主中的“精英”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的精英，并不是专指的技术上的精英、知识上的精英、或者经济上的精英。我更赞同的是帕累托的观点，在他看来，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他在这个行业中处于最高的等级，那么他就是社会的精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在地方上的各部门的最高领导人也可以说是地方上的精英。中国的地方行政官员，在严密的官僚体制中，便相对地处于这样的地位。 　　一、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 　　谈及精英民主理论，那就不得不提约瑟夫.熊彼特（1833―1950）和他的精英民主理论。他不仅是马克斯.韦伯思想的继承者，还是精英民主理论的集大成者。 　　熊彼特认为，个人与群众不大有可能有共同的目的，即使他们有共同的目的，他们对实现某一目的的合适方式的看法也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中，对于共同的幸福，必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在原则和政策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不可能仅仅通过“一个无所不包的的共同意志”来解决。而且分歧也不可能通过理性的观点来沟通。 　　“对于人民意志的假设，熊彼特认为，人民意志的概念必须是以某种存在的公意为前提条件。只有存在这种公意，才能吸引所有的个人意志，以形成特殊的人民意志。”①于是，熊彼特得出结论：“在政治过程的分析中，我们面临的多半不是真诚的意志，而是创造出来的意志。……人民意志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推动力。”② 　　熊彼特通过论证“公意”和“人民意志”这类抽象概念的不存在和存在的不可能性，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熊彼特的精英民主理论，不是站在历史的角度，而是站在现实的角度，通过逻辑上的推论，证明出，人民或大多数人民不存在共同的利益，也不存在共同的意志。此外，人民即使在法律上拥有民主的权利，但也不能很好地行使民主，这还需要解决人民如何使用权利和行使民主的技术问题。 　　二、地方精英管理下的政府管理现状 　　地方上的管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是地方精英们的管理，那么，近年来，中国的各个地方在地方精英们的管理和治理下，呈现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中国的各级地方行政区域，从总体上来说，都呈现出了一片繁荣和有条不紊的态势。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经济开始了快速的腾飞，中央和地方，也呈现出了友好和谐的局面。总的来说，各地区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是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中都存在这不同程度的效率低下、人员膨胀的问题，即使经过无数讨论的政府机构改革都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且，政府还陷入了“改革―膨胀―再改革―再膨胀”的怪圈。尤其是在市县级别以下的地区，地方政府在管理上出现的问题更是层出不穷。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在这些地方上，都极其重视经济的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则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牺牲百姓的利益为代价，对经济增长的需求都是以自己的政绩为目标，而很少真正地从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例如，贵州省纳雍县原划为文化体育中心的场所最终因精英决策者的为了美其名曰发展地方经济，实质为自己的政绩和腰包作谋划，而将这片土地划为商品房开发用地。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地方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只有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地区，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得以落实，但是在偏远的贫困地区，政府对文化的建设毫不重视，有的也只是做一个表面工程，供百姓文化娱乐的场所少之又少，甚至没有。很多地方的文化广播局都只是一个摆设，或者解决连带关系人员就业问题的单位。 　　从政治发展的层面来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