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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行贿犯罪发生原因 　　摘要：当前贿赂犯罪多发，行贿之风盛行，但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现象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对受贿犯罪的有效遏制。笔者从文化因素、行贿心理、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行贿犯罪的发生原因，探寻犯罪根源，以期能对遏制贿赂犯罪有所裨益。 　　关键词：行贿犯罪；文化；心理；制度 　　 　　一种行为或者一类现象的产生发展必有其特定的土壤，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行贿犯罪呈社会化态势，行贿手段和方式变化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观、道德观、法律制度、经济形态、社会人文环境等多方因素综合而成。 　　一、文化因素 　　有学者将腐败归为嵌入式，并总结嵌入性腐败的三个特点，其中之一为：在社会层面，嵌入性腐败利用当地的传统文化资源，赋予自身以风俗和礼物活动的外观，有很强的寄生性与共生性，败坏地方的文化与社会风气。［1］行贿作为腐败之一，也受到了我国相关文化的影响。 　　1、传统文化对行贿犯罪的影响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官本位”文化与“人情”文化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行贿犯罪的发生。 　　“官本位”是与“民本位”相对立的，在我国封建社会“官”就是代表国家事务的中心，官是权力、金钱、地位的象征。我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但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积淀，“官本位”思想仍然大面积地活跃着，领导干部以权谋私，以权换钱。行贿者也认同“官本位”，迎合为官者的欲望，利益互换，各取所需。 　　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儒家的八德、五伦构建的传统的人际关系网――所谓的“人情”。当人情成为一种文化存在时，它就受到了中国社会规则的影响，成为一种主要的交往方式，很多事情都要“讲人情”、“讲礼尚往来”。 　　所以一遇事先找“同乡、同宗、同学、同事”关系，“熟人好办事”，看病、就学、工作、商事等方面更为普遍。贿赂挂上“人情”的面纱，将礼尚往来作为遮羞布、挡箭牌，权力与金钱的交换“顺理成章”。当下的许多贿赂案件都是“熟人贿赂”，关系不密切、不可靠的人的钱不收，如温州市房产管理局龙湾分局原局长戴建华、龙泉市建设局原局长张春生等受贿的对象都限于朋友圈。2007年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腐败案公审，其律师辩称：过节时给自己“尊敬的人”送一些东西，属于东方的文化传统，不应当上升到犯罪的范畴。欲脱之罪，何患无辞。［2］ 　　2、现代文化对行贿犯罪的影响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市场中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经济实力决定着社会地位和价值，现代文化中逐利文化也大行其道，促使行贿犯罪的发展、蔓延。 　　坦白地说，利益是市场主体角逐的目标，行贿者也不例外。为了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行贿者不得不挖空心思，占有社会有价值的资源，于是新旧体制转型期间手中掌有干预市场经济、控制社会资源权力的当官者成为行贿者觊觎的“猎物”，千方百计投其所好，官员利用手中的权“牟”行贿者的利，玩弄权钱交易。逐利文化也是当下社会的主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也得到社会大众的纵容和默许。 　　另外，许多利欲熏心的商人在改革开发前期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获取市场利益，成为暴发户或者大企业，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他们不但享有金钱上的优越感，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这种逐利方式引起诸多效仿，为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益的快捷与最大化，必须与手中有权的官员打交道，行贿是必不可少的手段，越来越有“市场”。 　　二、行贿方心理 　　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分为五个等级，从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感情和归属上的需求、尊严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前一等级的需求得到大部分满足后，后一等级的需求将成为主导，行受贿双方的心理即具有以上规律，也有自身的时代特点。 　　一是趋利心理。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托?约??O宁的话：“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世间的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行贿方的核心点在于“利”，可以将行贿者统称为“商人”，会算账，行贿成本小于获取利益才会行动，否则，倒贴的生意谁做。 　　二是“潜规则”中生存之道――从众心理。在中国，潜规则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社会学家吴思的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真实的游戏》。吴思认为潜规则是隐蔽的、背离正规则的、双方私下约定认可的，并给双方带来利益或减少损失的约束规则。［3］古代明清等历史时期也存在“潜规则”盛行，如今社会对潜规则的认同感高于正规则，大家都愿意相信潜规则能办成事情，要办事则必须“潜规则”。 　　有些商人也不愿意与官场打交道，官场的红与黑也是门学问，为了办成事，不但要送礼，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