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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作为反思人文社会学科窗口 　　摘 要：民族志的演进经历了从“猎奇”而“科学”，进而“修辞”的过程，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是由“远离自我”向“返回自我”的回归。笛卡尔式的二元对立构成了人文社会学科中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内核，民族志演进的过程揭示了研究者如何从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跳脱，从而回归“人文”属性的过程。 　　关键词：民族志；人文社会学科；方法论；反思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0-0023-03 　　一、引言 　　民族志作为一种极为重要的研究方法，是一门为“他人代言”的技术，而为了替他人说话，“离我远去”――将“自我”放置在一个较低的位置――似乎成为一条必经的道路，然而，当后现代思潮在战后渐成风气时，我们看到的民族志，与其说是“离我远去”，到不如说是“返回自我”。 　　自我与他者，或者以人类学的术语文化主位与文化客位，何者是开展民族志研究的研究者的立场所在？透过反思与民族志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窥视人文学科内在的逻辑。 　　二、民族志的发展历程 　　陈向明曾在《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一文中对“民族志研究”做了如下界定：质性研究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古希腊，“ethnography（民族志）”一词中的词根“ethno”就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ethno”作为前缀与“graphic（画）”合并组成“ethnography”以后，便成了人类学一个主要的分支，即“描绘人类学”。“民族志”是对以及人的文化进行详细地、动态地、情境化描绘的一种方法，探究的是一个文化的整体性生活、态度和行为模式，它要求研究者长期地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获得对当地人及其文化的理解[1]。 　　将“民族志”按其本意解读为“描绘人类学”，并将其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显然有些有违“常识”，但这也提醒我们：作为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民族志以“描述”见长。然而，了解民族志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以“描述”为主要特征的写作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如果将人类学的历史追述到古希腊，那么，民族志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作为“猎奇”的民族志，作为“科学”的民族志，以及作为“修辞”的民族志。 　　（一）作为“猎奇”的民族志 　　早期的人类学者们多数并未受到现代意义上的学科训练，殖民时代的优势地位让西方学者们得以悠游地做着五花八门的研究，这一时期也是“安乐椅学者”盛行的时期。即使是写作了《原始文化》的爱德华？泰勒，其使用的很多材料依然来自于航海家们在殖民途中所搜集到的二手材料。高丙中将这一时期民族志的特征称为是“自发性的、随意性的和业余性的”[2]。这一判断基本是合适的，但是，更为核心的是，这些“业余”民族志最主要的用途是满足学者或某一特定群体“猎奇欲”。 　　通过呈现个人的探险经历，或借助他人所提供的证据、证言，学者对原始资料进行逻辑推断，构建出有关外部世界的面貌，这就是早期“业余”民族志撰写的惯用方式。由于缺少足够的标准，学者及其所属群体的“认可”就变得极为重要，民族志与其他文学形式界限模糊。在《写文化》一书中，虽然，温森特?克拉潘扎诺通过对比卡特林、歌德和格尔茨三人的作品指出，后期民族志研究与此前充满猎奇、异域感的“游记”有着显著的区别，但是，他也暗示了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之处。可以说，这也造成了人类学者的某种身份危机。 　　基于此，泰勒在写成《原始文化》以后，就积极参与了《人类学笔记和问询》（1874年初版）的编撰，而此书后来也成为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一本极为重要的操作手册。在其后的历次版本修改中，第四版由受到自然科学训练的哈登、赛里格曼、理福斯等人修定[2]，正是带着这一版本，马林诺夫斯基赴新几内亚开展田野调查，并写就了作为科学的人类学民族志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二）作为“科学”的民族志 　　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被公认为是民族志“科学”范式兴起的标志性作品。今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感受到作者严谨、克制和冷静的精神。虽然，其后，随着马氏田野工作的个人日记出版，对当时其身处的研究环境及研究者本人的真实情绪等，我们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是，这并不妨碍人民以“科学”、“理性”之名界定《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员对土著民族所作的研究，无可争辩地证明了：科学化、条理化的调查可以带来丰富而高质量的成果”[3]。这句话揭示了“科学”民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员”、“科学化、条理化的调查”以及“丰富而高质量的成果”。狭义而言，今天所说的“民族志”实际仅仅是一些“丰富而高质量的成果”。而更广义而言，唯有三者叠加，才是我们更应关注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