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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济南惨案与国民政府外交政策转变 　　摘 要 济南惨案对我们不算陌生，但提到“济南惨案”以往的观点是只强调‘济案’是对日妥协，多是负面评价，而通过对那段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济案交涉确有对日妥协的一面，但同时‘济案’促使了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重心的转变，使蒋介石放弃了一度抱有的依靠日本的 力量统一中国的幻想，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开始把外交重心转向美国。 　　关键词 济南惨案 中美关系 蒋介石 　　1928年5月，日本为了阻止蒋介石继续北伐，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学界对“济南惨案”前后的中日关系，“济案”发生后中日双方的交涉过程及民众的反日活动有了很多研究，但对此次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深远影响，则注意得还相当不够。“济案”之后，蒋介石明确提出将国耻置于三民主义及五权宪法之上。国民党军政实际决策人蒋介石的这个态度表明了济南事件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转折点：国民政府由长期重内争而轻外事转向内外并重；在外交方面国民政府也改其倾向日本的战略而将外交重心转向美国。本文侧重讨论上述改变的一个方面：国民政府由幻想借助日本的力量统一全国到逐渐重视美国的力量并竭力争取美国帮助这一态度的转变。 　　一、蒋介石与日本的渊源 　　蒋介石想借助日本力量统一全国的想法由来已久，1906年4月蒋介石初到日本时就发现“近代建筑陆续出现，象征工业立的烟囱冒起黑烟”，显示着日本的“充沛活力”和“循着自然途径迈进的民族力量”。在高田炮兵联队实习时，蒋介石对日军大为赞赏，认为：“日军军纪严密，军人服从命令天经地义，军队注重吸收先进的军事技术……他们治军就如治家一样的珍惜，全身心投入”。而日本也成为蒋介石前期革命活动的主要根据地和避难场所，1912年刺陶案发生后蒋介石便东渡日本寻求避难；1913年底蒋介石为躲避北洋政府的通缉，再次东渡，日本又成为其政治避难地，并得到了同在日本的孙中山的单独召见；1914年夏，蒋介石在上海发动起义失败后，又返回日本。可见日本对青年蒋介石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在后来，已身居高位的蒋介石仍对日本极具仰慕甚至感激之情，他在谈到日本的立国精神和武士道关系时曾说：“我从前向慕日本的传统精神，亦爱日本的民族性，日本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 　　进入20年代后，随着日本不断侵略和企图灭亡中国，中日矛盾不断激化。蒋介石对日本的野心进一步了解，其反日思想日渐浓厚。到1926年，蒋介石甚至将日本定义为中国潜在“最危险的敌人”和“最大的劲敌”。但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仍对日本抱有幻想，并极力维护中日关系的稳定。蒋介石在1927年8月13日下野后，于同年9月底到11月上旬到日本游历。在日期间，蒋介石先后走访了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等日本名流并同日本首相田中有过一次会谈，蒋介石希望日本在中国内部斗争中给予其支持，而田中则希望蒋介石以剿灭共产党，巩固南部地区为主，而不要急于北伐。而当蒋介石提出“中国革命志在统一全国……而非日本之福利也”时田中“突然为之变色”，在此次谈话结束时，蒋介石在日记中沮丧的写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绝无合作之可能”。 　　二、“济案”前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 　　尽管如此，蒋介石在1928年准备继续北伐时仍然希望对日本进行工作，这是其任命有留日背景的黄郛取代亲美的伍朝枢为外交部长的主要原因。可见蒋介石仍以维持中日关系的稳定为重要外交方针，并希望日本不会对北伐进行干涉。在北伐之前，蒋介石在招待日本记者的晚餐会上说：“日本与我中国关系最深，与我国民党交谊最久，故吾人确信在友邦中必最能谅解我中国国民革命之意义……且必乐观我之成功”。在北伐进行中，蒋介石也一再强调要顾全中日关系之大局，4月9日北伐军沿着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向奉军发起进攻。蒋介石严令部队禁止张贴一切有碍“中日邦交”的印刷品、切实保护日侨，“对日本始终忍耐，勿出恶声，勿使冲突”。 　　可是日本却不买蒋介石的账，日本政府于4月19日宣布“第二次出兵山东案”。阻挠国民党军北伐。蒋介石火速派出张群赴日交涉，但日本方面却置之不理。就在此时，国民党内出现了寻求英美等国支持的主张，4月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石曾致电张静江，谓：“北伐胜利，统一可期，外交方针，应即决定。弟等以为欲转日本态度，非先联英美不可。英为欧洲中心，宜一面解决宁案，一面派人运动。” 5月初，当国民党军队抵达济南时，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率兵3500人由青岛增兵济南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对峙，双方剑拔弩张。蒋介石对日军增兵济南，阻挠北伐一事极为愤怒，但仍力避与日发生冲突。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5月3日，日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残杀国民政府驻山东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烧毁黄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