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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性侵行为法益分析与预防 　　【内容摘要】从严格意义上说，校园性侵并非约定俗成的法律概念，而是一系列宽泛行为的集合。校园性侵之所以与其他种类的性侵有所区分，其根本在于行为发生地的空间属性。虽然校园性侵在其行为类型和危害程度上表现不一，但就其行为的危害结果而言，其损害的法益之类型可谓殊途同归，校园性侵损害的法益有二：一为被害人包括性自由权在内的人格权；二为受害人的受教育?唷Ｓ捎谛Ｔ靶郧窒喙亓⒎ㄈ杂胁煌晟坪透慕?之处，以及校园性侵中潜在的二次伤害，受害人往往倾向于不报案，校园性侵的防治应预防与惩治相结合，多管齐下，为莘莘学子争得一方净土。 　　【关键词】校园性侵 人格权 受教育权 安全保障义务 　　近年来，校园性侵事件频繁曝光，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如何惩治校园性侵事件中的加害人，并做好校园性侵事件的预防工作，是社会各界亟需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校园性侵的综合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在立法、司法层面加以推进，还需要在教育管理理念方面推陈出新，才能在针对校园性侵的防治上有所突破。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相关法律在应对愈加频发的校园性侵现象时稍显窘迫，需要及时针对校园性侵的特点和危害，完善相关立法，以更好地防范和惩治校园性侵行为。 　　一、校园性侵的历史发展和防治经验 　　校园性侵之所以备受瞩目，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空间属性，侵害行为发生在校园内而将其与其他的性侵行为所区分。较早以前，世界各国的立法者和民众并未将校园性侵作为特殊的法律现象来对待。直到20世纪60年代情况才有所转变，《民权法案》（Civil Right Act）在美国确立后，民权运动从反种族歧视蔓延至女权运动，性别歧视也开始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而此时发生在校园的性暴力和性骚扰也引起人们的关注。《美国教育修正案》（Education Amendments of 1972）就是在呼吁性别平等和反对性别歧视的浪潮中通过的，该修正案的第9条是当前美国防治校园性侵的核心，规定“在美国，任何人不得基于生理性别（on the Basis of Sex）而在任何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教育机构或项目中被剥夺参与、受到利益上的损害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美国教育部对此解释为：“对学生的性骚扰行为妨碍了学生免受歧视的受教育权，当这种骚扰行为涉及暴力时则属于犯罪”。该法案并不是为校园性侵事件中的加害人设置的，而是为学校设立的特定的成文法义务（Violation of Statue），第9条所规定的义务类似于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安全保障义务”。如果教育机构“明确获知且蓄意漠视”了性骚扰或性侵袭，它可能会被依法追究责任。通过督促学校在校园性侵行为发生后充分履行教育修正案第9条的义务，积极排除因侵害行为带来的不良影响，以保障受害人的受教育权不受性侵的妨碍。 　　起初，教育修正案第9条的适用条件极为苛刻，在格罗夫城学院诉贝尔案中（Grove City College v.Bell），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教育修正案第9条仅适用于教育机构中接受联邦资助的项目，而不能适用于项目以外。对此，国会不得不通过《民权恢复法案》（Civil Rights Restoration Act of 1987）将教育修正案第9条的适用对象扩展为任何接受联邦资助的教育机构。此后十年间，法院修正案第9条的适用仍趋保守。直到1997年，联邦第十一巡回法院依然认为，发生在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校园性侵事件不能适用教育修正案第9条。事实上，修正案第9条真正开始发挥其功效是自联邦最高院在作出盖伯瑟诉拉戈维斯塔独立校区（Gebser v.Lago Vista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和戴维斯诉摩尔县教育委员会（Da-vis v.Monroe County Bd.of Educ.）两案的判决后，修正案第9条才成为美国防治校园性侵的关键法源。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戴维斯案中认为，加害人的身份并不妨碍教育机构在校园侵害行为中的责任认定，因此将适用于盖伯瑟案中的责任认定规则适用于戴维斯案中，教育修正案第9条的效力至此由发生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校园性侵扩展至无论是教师、学生还是第三方人员之间的校园性侵。 　　修正案第9条为教育机构设置义务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对1964年《民权法案》第7条的补充和效仿，因为非雇员（如学生）并不在第7条所规定的基于生理性别保护范围内。但法院对于修正案的第9条适用条件要严于《民权法案》第7条（适用于工作场所的性侵）。联邦最高法院在盖伯瑟案中认为，教育机构在性侵案件中不可适用普通法中的代理人原则（Agency Principles），根据此原则可推定出类似“雇主对工作场所中的性侵是充分知情”的前提。校园性侵案件发生后，性侵行为需要被明确告知相关的负责人。只有当教育机构最低一级的负责人在“明确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