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古代复仇文学.docVIP

浅谈中国古代复仇文学 　　中国独特的复仇精神在国家法的纵与禁中不断地发展，并在文学故事中被集中地、艺术地反映了出来。本文则从古代经书与文人复仇论、复仇文学类型及复仇者精神共性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古代经书与文人的复仇论 　　 　　在阅读古代资料时，尤其应该注意到的是经传对于复仇鼓励甚至是教唆的口吻,这种口吻正与一般人复仇时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十分契合。在复仇的范围上，经书中对为不同程度的亲族作出了一定的区分，特别是将为主君之仇提到了父仇同等重要的位置：“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雠不与聚国，朋友之雠不与聚乡，族人之雠不与聚邻。”（《公羊传?隐公十一年》）而在复仇的时间上，经书中几乎没有作出限定：“九世犹可复仇乎？虽百世可也。”（《公羊传?庄公四年》）因此???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口吻对后世士人的影响，他们是如何以极其情绪化的《春秋》“复仇之义”作为自己复仇行动的理论支持。 　　《礼记》里关于父母之仇则有这样的论述：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曰：“请问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与共国，衔君命而使，虽遇之不斗。”曰：“请问居从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为魁。主人能，则执兵而陪其后。” 　　《礼记》里还有一段话，见于《礼记?曲礼》，说得很简洁：父之雠，弗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交游之雠，不同国。 　　《礼记》里的这两段虽然内容略有出入，但在“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一点上还是完全统一的。 　　唐宋文人也对复仇观各抒己见： 　　韩愈认为若考诸《春秋》等经典，孝子为父复仇“未有非而罪之者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乘先王古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所以，他说“凡复仇者，事发，具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韩愈的观点代表着是古代统治者对待孝子复仇的基本态度，是古代占据主流的思想。 　　柳宗元的观点则是将法律放到礼义之上，指出实行礼义不可越过国法的门槛：“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诛与旌，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为篡，坏礼甚矣。果以是示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王安石则是无条件反对复仇的，认为即便是无辜被杀，子孙也不得私自复仇： 　　“复仇之说见于〈春秋传〉，见于〈礼记〉”，不过是“为乱世之子弟者言之也。”“而当之世，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诸侯以致有司，各修其职，其能杀不辜者少矣。”即便万一出现了无辜被杀的情况，也应该通过其他的途径实现申冤的目的，直至“以告于天子，则天子诛其不能听者，而为之施刑于其仇。” 　　 　　二、复仇文学的三种类型 　　 　　1、士人侠义复仇。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对于它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事情。士阶层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无法独立存在，不得不依赖于君主贵族阶层。这就造成了士阶层对于“知遇之恩”的极端重视，所以士人为主君报仇的故事常常成为士人复仇故事的主题。士人复仇往往又与侠义复仇相关联。《史记?游侠列传》对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都倾注了充分的赞美和同情。传主这五人聚汇成一个互为补充参照的侠义复仇系统，而荆轲更由一系列侠士众星捧月般烘染。围绕着荆轲，有口称愧为太子疑“非节侠也”，实为“自杀以激荆卿”的田光；有捐头以支持行刺大业的樊於期；有继亡友遗志、双目失明仍置铅筑中扑击秦王的高渐离……他们为复仇这一中心任务而自我牺牲，名垂后世，都有着较为可信的理由与正义性。后世反抗者们复仇的勇气力量，有不少是从这种不畏强暴、不惜代价的壮举中汲取的。 　　2、家族复仇。赵氏孤儿的故事是家族复仇的典型。在“家族为社会单位，个人完全隶属于家族的时代”，为血亲和家族复仇是复仇最原始也是最基本的形态。这种复仇最容易激起中国人对复仇的那种强烈而难以磨灭的同情心。赵氏孤儿的故事是一个被多次创作的故事，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烙印。赵氏孤儿最终成为了忠臣被诬，忠臣后代历经磨难，最终明主出现，血债得偿的经典悲剧文学故事。但是在故事中我们看到屠崖贾的对于赵氏孤儿为家族复仇的深深恐惧和赵武在得知自己身份时近乎本能的复仇行为，仍然能够洞见上古时代家族复仇作为最基本的复仇样式的“天经地义”。 　　3、鬼魂复仇。鬼魂复仇是现实生活中复仇的超现实折射。成为冥间鬼魂的受害者都是阳世中的弱者，善良而无辜，因无端被强势侵害凌迫含恨而死，却纵使也不泯复仇之志。 　　关汉卿经典剧《窦娥冤》中窦娥鬼魂的出现，完全是邪恶势力造成的，是黑暗现实逼迫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