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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绘画与中华文化关系 　　【摘 要】中国绘画在漫长的发展历程里，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国画家在学习中国画的过程中，除了注重技法上的精进和创新外，还不断地吸收并蓄其他文化精髓，文化素养影响着绘画的思想性和表现性，绘画同中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关键词】 中国绘画 文化 思想性 表现性 联系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作为中华传统艺术之一的中国绘画，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历代画家通过笔墨丹青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中外关系等方方面面，深深吸引着无数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那么，在中国画初始形成直至辉煌鼎盛的各个时期，同中国传统文化有什么渊源，甚或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 　　1 诗、书、印与中国画的关系 　　1.1 诗与中国画 　　自汉魏以来，中国绘画同诗文便有了一定的联系，它与诗的发展几乎是一致的。中国上古的文学与绘画大多为礼教宣传服务，对于那些抽象的哲理或伦理道德观念，可以用文字描绘却无法展现它的可视形象，而用笔墨描绘则恰恰可以弥补文学的这一缺陷。这种诗与画的结合可以解释为“记传所以叙其事，不能载其容，赋颂可以咏其美，不能具其像，图画之制，所以兼之也。” 　　从表现形式上看，诗是抒情言志，画则以形写神。诗与画虽有不同别，但从创作过程看，无论诗人还是画家都需要对生活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从中获取感受与领悟，然后选取独特的角度进行艺术处理。它们在选材、艺术构思、表现方法等方面有许多的相似相通之处，这些默契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文修养上的浑然契合。画家是创作的主体，诗画修养是其画面表现的基础和跟柢，因此，许多杰出的中国画家往往同时兼为诗人。他们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诗，以画补足。 　　第二，作品意境上的浑然契合。许多画家在作品中精心塑就随即的意象或情境，以创作艺术形象为载体，化景物为情思，融诗意于画图。宋代画院的考试，便是以“乱山藏古寺”、“万绿丛中一点红”、“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等诗句做画题，将诗意加以析理，或深化，或升华，或敷衍，或浓缩，使之成为创作构思中的基点，进而衍变为绘画中可视的美妙形象。 　　第三，画面表现上的浑然契合。诗文可以抒写画中情景，可以提示画外寓意，在充实作品意蕴的同时，还可以通过书法的形式增强中国画的美感，可谓是书画联抉，美意延年。 　　用古汉语来写景抒情，更显得词约旨丰，言简意赅，我国的旧体诗在艺术表现上尤其有优越之处。例如咏竹的“便入土时还有节，到云霄处仍虚心”；写景的“绿满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漠漠水田飞白鹭，荫荫夏木啭黄鹂”。正是它这种的极端简练的特点，使它们出现于画面极有限的空白处，却能较大地扩展绘画意境的空间。 　　1.2 书与中国画 　　中国的绘画与书法都是以毛笔为工具，皆讲究“笔法”，因此书与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相通的。谢赫在六法论中将“骨法用笔”放居第二位，可见“笔法”在绘画中的重要性，后世的画家对于用笔的问题也日益重视并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由于书法用笔在这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把书写的笔法借鉴到绘画中来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书与画的关系，至此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随即产生董其昌“书画同源”之说。 　　这种新的画面处理方式，除了表现在绘画过程中用笔方面外，还表现在画面的题款方面。元代以后的文人作画，喜欢在画面上直接题写诗文，使诗情画意相互映发，进一步开拓出内涵意境。而诗文的题写要求画家必须具备精湛的书艺，否则不但不能为画面增色，反而破坏画面效果。北宋范宽画的造诣颇高，书法却极差，为了画面的完美效果不受到影响，他便在画面中题上隐款，而像郑板桥、倪云林等的书题，无不以精湛的书法为画面画龙点睛。 　　1.3 印与中国画 　　相比于诗与书，印与画的关系要稍微疏远一些。所以，诗书画“三绝”之说代不乏人，而诗书画印“四全”之说则是晚到近代才出现的。元代以前，对于用印并不十分讲究，只是作为凭证而已，即使不用也无妨。直至文彭、何震开创明清篆刻流派，文人治印成为风气，印与画的关系才正式确立起来。这种关系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除姓名章之外还多用闲章，既与特定的画面形象相呼应，又隐喻了画家主观的个人情操。如齐白石画桃则印“人长寿”属于前一种情况；潘天寿作画多印“强其骨”属于后一种情况。其次，印章用在画面上有助于画面的布局经营，具体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在色彩方面，由于这类作品多为水墨大写意，墨色淋漓中一枚鲜红的印章形成鲜明的对照，点醒整个布局的精神；在位置方面，这类作品多讲究疏密组织，或大疏，或大密，在视觉上往往有一种岐险的效果，在适当的位置上加盖几枚印章，足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秤锤之功，平衡整个画局。第三，篆刻的刀石趣味，通过碑学书法，移之于画法，在用笔上有一种艰涩、拙重、浑朴的效果，即通常所说的“金石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