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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东方学理论视野中的“夷学”构建 　　摘 要：文化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探讨文化创造的可能性机制。在西方，萨义德东方学理论的提出，对于西方文化语境中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反思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用以分析和反思以夏文化为主流的中原文化跟周边偏远地区的文化关系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学理论限于对抗性、批判性的局限，向中国的文化现实提出了创造性地创建新型文化关系理论的要求。本文从东方学理论入手，论证了“夷学”提出的理论必要性和现实性，并且论述了“夷学”与文化创造的思维模式与内在联系。 　　关键词：东方学 夷学 文化关系 范型 二元对等 创造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6）04-57-64 　　就其本性而言，中华文化强调的是主流夏文化与边缘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和与交流。不过，随着时代的转变，这种本性逐渐被遗忘、遮蔽，人们对于边缘民族地区的观念也就越发偏执、固化、概念化。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以其固有的文化优势，将四周的族群划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又用“夷”统称夷狄戎蛮，是谓“四夷”，夷、夏就成了人为制造的两个完全对立的文化系统。“夷”“狄”“戎”“蛮”，这些名称就变成了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替代符号。从太史公司马迁开始，历代历史学家都在他们的史书中专门设立了一个“西南夷列传”或类似的章节，以此来记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地理历史概况。一个民族有历史的记载并不是坏事，但是被拥有强势文化的群体以其强势的语言加以记录，则会造成一些脸谱化的后果。久而久之，这些僵化的认识就成了文化的组成部分，并在未来不断地延续。首先，历史文化具有延续性，文化形成之后就在历史的延续之中生存和发展。我们无法割断历史，也无法突破历史的重围，更无法拒绝历史文化的润滑或重压。其次，正因为历史的延续性的不可拒绝，所以所有努力挣脱历史束缚的力量都会产生相应的反击力，即：如果反抗不成功，之前的压力就会成倍增加，会形成历史延续的助推力。因此，到了传媒日益发达的今天，这些问题依然未能得到合理解决，其根本原因在于有一种文化上的权力支配着这些观念。如果要破除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必须对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加以解构。 　　在研究了历代关于“夷”的一些文本之后，笔者发现这些文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文化偏见的基因，包含着浓厚的建构性，因而，这些文本中所体现的自然就是一种文化对于另一种文化的压抑。这样看来，要从根本上解决“夷”文化被压抑以及被他者化这个历史问题，就需要一种深刻的并且与“夷”文化相契合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在本文中，笔者从借鉴美国后殖民理论批评家萨义德的“东方学”研究理论来审视人们对“夷”文化的研究，并且试图超越东方学理论主要着眼于对抗性、批判性的局限，建立一门探索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主流文化平等对话、互动，且以导向文化创造为指向的“夷学”1。 　　一、萨义德的“东方学”概念 　　萨义德是后殖民理论研究的代表，是后殖民文化―政治批评的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东方学》《文化与帝国主义》《世界?文本?批评家》等。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是一个有着多种含义、且这些含义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词语。2其含义主要有三点：首先，东方学也就是任何与东方相关的学术研究。萨义德说：“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3也就是说，“东方学”在这里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尽管这个学科里包罗万象，有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但都可以用“东方学”这个词来加以统摄。与此同时，萨义德又意识到，他在这一个意义上使用的“东方学”又不同于东方研究或区域研究，因而，作为一个学科的“东方学”也就因其包罗万象而导致它太含混、太笼统，并且带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尽管如此，“东方学”在这个意义上的研究依然不断，而且还很繁荣，它们中存在的教条和学说使得学术的研究焕发出一轮又一轮的生机。 　　其次，在“东方学”第一层含义之上，萨义德提出了东方学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法国社会学大师布尔迪厄把他的“反思社会学”的“反思”看成一种将分析工具转而指向自身的思维方式，萨义德的“东方学”也与此相同。不过，与“反思社会学”不同的是，东方学并不指向其自身，而是指向人具体的社会文化生存环境这个方向上来。“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在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的区分为基础。”4不难见出，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因而，其中必然会带有形而上学的特征。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有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