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圣经索隐派对中国典籍滥用.docVIP

浅谈圣经索隐派对中国典籍滥用 　　［摘要］明清之际耶稣会士来华，促进了近代中西文明的第一次深入接触。其中一些传教士将西方神秘主义思想以及《圣经》阐释中的索隐传统与中国古代文献材料结合起来，于是形成了别具特色的索隐派。本文通过对索隐派文献的分析、解读，初步总结出索隐派对中国典籍滥用的四种方法，即偷换概念、以实代虚、将共性解释为特性、对引书的有意取舍，进而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角度进行了相关论述。 　　［关键词］索隐派 解经 思维方式 中国古典文献 　　［中图分类号］B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089－03 　　 　　基督教传教史上的“索隐派”是指在华耶稣会士中以白晋为首的一个小学术团体，他们秉持的索隐主义是对中国古书的一种解释体系。至少到18世纪中叶，一般基督徒都相信全世界人类皆是诺亚一家在大洪水之后繁衍的子孙，惟有《旧约》中保存了对洪水之前世界的部分记忆。索隐派则认为，中国古代典籍中也保存着对大洪水前族长时代的记忆，并试图将中国古代人物同《旧约》人物对应，将典籍中某些记载看作《旧约》中的寓言。索隐派的目的是使中国人主动皈依基督教，他们相信，一旦中国人知道他们视为神圣的经典原是《旧约》的隐喻式表现，经典中包含着基督教教义，那么他们信奉基督教就不再有违背中国古训的顾虑。索隐派宣称，中国人丢失了理解古书的钥匙，他们则要为中国人找回那把钥匙。 　　索隐派对中国典籍的研究成果颇丰，对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经籍的西传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近些年也有很多中国学者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圣经》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其中李美基、鲍博瑞、唐妙娟的《上帝给中国人的期许》、王敬之的《〈圣经〉与中国古代经典――神学与国学对话录》（以下简称为《对话录》）、陈慰中的《共同的上帝》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前者是从文字的构型角度论证汉字与神启的关系，后两者是从中国典籍中寻找上帝的印记。本文以王敬之的作品为主要对象，以另两本书为辅，试图对书中滥用中国典籍的现象作初步的分析和归纳，以求更好地了解索隐派作品，并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另一条思路。 　　通过阅读归纳，现将索隐派滥用中国典籍的方法初步总结为四点，并在下文一一进行分析。 　　一、偷换概念 　　指利用字面上的相似或内涵上的某一点相通，在中国文化的特定概念中注入基督教文化的内涵，使被阐述的概念既具有基督教神学的属性，又保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壳，以此消除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抵触和排斥心理，达到传教的目的。这种方法最典型的表现是认为先秦古籍中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是同一个神，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证。 　　事实上，将“天”“天主”论证为《圣经》中的上帝，最早可以溯源到利玛窦。他在《天主实义》中曾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历观古书，而知上帝与天主，特异以名也。”①并不厌其烦地引用《中庸》《诗经》《易》《礼》等多种古儒经籍中含有“上帝”“天”的段落，以佐证基督教的天主观念在中国，特别是在儒家传统中古已有之，如“《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礼，以事上帝也……《周颂》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商颂》云：‘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②等等。且其中所引大部分文献在《对话录》中亦是作者的论证根据，可谓一脉相承。 　　关于“天”的论述，《对话录》中主要引用的论据为《论语#8226;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尚书#8226;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尚书#8226;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等等。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天”还是“上帝”，在前秦的古籍中确实具有无上的权威性，是万物的主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具有一定的人格神特色，所以利玛窦以及后来的索隐派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予以附会。 　　然而从西周至战国时期，“天”的概念始终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尽管索隐派传教士的关注点在于先秦儒家――亦即其所谓的“先儒”――经典中的相关内容，而对宋明理学持比较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先秦各家在谈到这类概念时，所持的观点也各有不同。殷商的帝与人是有亲缘关系的，《商颂#8226;玄鸟》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正说明殷人将自己视为上帝的后裔，这与基督教中的上帝造人说有着高度的相似。然而到了周朝则变成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以德配天”成为对天改造的主要特征。同时，天的权威性与殷商时相比也不再至高无上。如《节南山》云：“昊天不佣，降此鞠汹。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对上天的斥责说明天的权威性在人们心中已发生了很大的动摇。这些都说明“天”在周人那里更多地具有了自然属性和道德法则的属性，人格神的特征逐渐消除。而这种趋势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在孔子手中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