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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物权法物权变动模式 　　摘要：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关于我国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讨论更加激烈，本文以解释学的方法对《物权法》的条文进行分析，欲达到对我国《物权法》所选择的物权变动模式进行准确的判断与合理的解释。由于《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模式规定的不完善，在对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进行定位的时候必须结合其他相关的民事法律规定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债权形式主义为主，以相对的债权意思主义为辅的结论。最后，将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进一步分析我国此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正当性。 　　关键词：物权变动模式；物权法；债权形式主义 　　 　　一、数派之争源于《物权法》条文规定之模糊 　　 　　我国《物权法》中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的主要条文有：《物权法》第9条第1款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4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等。 　　对于《物权法》的这些规定，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通读《物权法》条文之后，令人费解的是真的没有那么一个条文明确规定了我国《物权法》对物权变动的选择。主流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从何而来?《法国民法典》1583条规定：“当事人就其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价金尚未交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转移于买受人。”从这一条文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分析出法国的物权变动模式采取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的意志要素源于债权合同，这又明确了形式要素的意思主义。当然其公示是有着对抗效力的，这在其条文中也可以明确。转而看我国《物权法》的规定多澄清的是公示在物权变动中的作用，而基本闭口不谈物权变动的意志要素方面，而学者们在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确定上无不涉及意志要素，这里的意志要素显然不是从物权法的法条中直接得出的，而是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角度作出的不同理解。葛云松老师基于《物权法》这样的现象在其论文中这样表达：“从文义解释的立场来看，债权形式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完全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可见，物权法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确实存在模糊，想要单凭研究《物权法》的条文本身而确定我国关于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是不可能让人信服的了，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确定我国物权的变动模式呢? 　　 　　二、在传统的民事立法的土壤中萌生的《物权法》 　　 　　(一)以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为主 　　我国债权形式主义模式是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的主要模式。《物权法》第9条第1款、第14条、第23条在物权变动的形式要素方面，在公示对于物权变动的效力方面已经规定的十分清楚，即为形式主义模式，即公示为物权变动的成立要件。问题在于这样的规定在物权变动的意志要素方面也就是物权变动基于的法律行为究竟是物权行为还是债权行为却未明确规定，所以我们必须结合其他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第2款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法通则》的该项规定，就财产所有权的移转问题，并不要求有移转所有权的独立物权行为存在，在一般情形下，债权合同加上交付行为，即可发生所有权的移转，这一民事基本法所采认的物权变动模式，就是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合同法》，第133条的规定，也表明了同样的立法态度。在其他综合性的法律、法规中，凡涉及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也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等。以上条文在不与《物权法》相抵触的前提下，都采取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所以在物权法规定模糊的前提下我们认为物权法在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上沿袭了传统民事立法的规定，即采取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 　　(二)以相对的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为辅 　　《物权法》第127条第1款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第129条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土地承包经营权变更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可见，欲基于合同行为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只要在意志要素方面，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生效的合同行为，即债权行为即可，这就属于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物法权》第24条的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王轶老师将之定义为“混合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认为：“倘若是基于合同行为在当事人之间转让船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