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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独立纪录片困境和出路 　　【摘 要】我国独立纪录片由诞生至今已历经二十多年，却始终属于小众影片，没有像商业电影那样获得丰硕成果。我国独立纪录片面临哪些困境？本文试图找到答案并针对我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提出建议。 　　【关键词】独立纪录片 困境 出路 　　在纪录片史上，约翰?格里尔逊曾提出第一个也是极具影响力的定义：对事实的创造性处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人们依然从真实性出发对纪录片进行定义①。纪录片是以现实生活为创作蓝本，以真实的事物为表现对象，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艺术加工，把展现真实作为本质，以此引发受众思考的影视艺术形式。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行业开始出现“独立”概念。1991年6月，“新纪录运动”在我国开始萌芽，此后我国电影导演自主举办了“北京新纪录片作品研讨会”，中国独立纪录片由此诞生。一般来说，独立纪录片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资金层面上，作者脱离体制和官方机构进行独立制作，自主经营拍摄、制作和发行的环节；二是在精神理念层面，创造者不受外部条件制约，表现为一种抛开商业压力的独立影像，将文化和思想融合，体现独立精神。 　　我国独立纪录片诞生至今已历经二十多年经历了萌芽、沉寂与发展三个阶段，尽管小有成绩，却始终属于小众影片，没有像商业电影那样获得丰硕成果。不禁想让人探索其中的缘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国独立纪录片面临着哪些困境？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1、我国文化体制的制约 　　我国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有着种种要求和限制，许多电影在经过审查之后与影片创作者的初衷大相径庭。这致使我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从一开始就缩手缩脚，在制作时瞻前顾后，降低了作品质量。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犹如桎梏，严重影响了我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 　　中国的独立电影的“独立”之处体现在规避电影审查制度，不受官方意志左右，寻求思想上的自由。他们主动寻求体制外空间的话语权，与体制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划清界限，在这个探寻过程中，独立纪录片制片人被排除在传统制度与电影审查系统之外。严苛的制度限制了独立纪录片往商业化方向发展，也使得它们失去了像主流电影一样获得国家电视台和政府资金的机会，缺乏宣传展示的平台，致使电影人在拍摄制作独立纪录片的道路上步履艰难。 　　2、拍摄资金不足，缺乏播出渠道 　　一般而言，拍摄本身应该是独立纪录片导演最关心的问题。国外拥有多种融资手段，资金不是问题。但对我国独立纪录片导演而言，资金则是最大的困难。位于体制之外，我国独立纪录片创作者不仅要考虑资金和设备的问题，还要做好作品完成后无法与观众见面的心理准备。而且拍摄过程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纪录片导演很可能面临生计问题。 　　目前来说，主要的资金筹措方式有自筹资金、寻找基金会或电影节投资、“外包制作”的模式、获得国外资金的支持②。但无论用什么方式获得资金，创作者都必须有一定声誉的累积。但是大部分独立创作者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因此，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的生存状况总体而言十分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导演们携带作品参加国际电影节奖项的角逐，一旦获奖，不仅能载誉而归，从而获得拍摄资金，也能通过出售版权争取更多播出渠道。这对独立纪录片导演来说是一个极好的选择。但也正因如此，一些纪录片导演在创作开始就抱有投机心态。 　　3、创作动机不纯，投机取巧 　　作为中国独立纪录片中最早有影响力的作品，吴文光的《流浪北京》参加了第二届日本山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影展，开启了我国独立纪录片走出国门的先河。此后，很多独立纪录片通过参加国际电影节，获得展映的机会甚至获奖，然后全球出售，完成播出实现收益。这一模式影响到更多的年轻纪录片导演，让他们把目标瞄向海外。尽管很多导演不愿意承认，但这些参加国际电影节，特别是西方的电影节，已成为国内独立纪录片创作者的目标对象。 　　在西方人看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现代化进程急剧加速，他们开始关注中国。我国的独立纪录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前中国的现状。但西方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批判传统，反对体制以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往往比较欢迎体制之外的作品，更倾向不同于主流的声音，从而忽略了影片本身的艺术质量。 　　我国独立纪录片导演们大规模地在独立纪录片里把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作为主角，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底层民众或者说边缘群体的真实生活，但不能完全说是出于电影人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对社会的思考和批评，还有部分原因是这类题材更容易获奖。这些影片能反映中国社会的部分现实，体现创作者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同时也是一种获奖策略，这几乎成为了体制外年轻导演的成名捷径。 　　因此很多电影创作者根据国际电影节的评判标准和价值取向来投其所好，难免会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他们开始从题材入手揣摩哪些纪录片可能会获奖，或多或少地忽略了纪录片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影响了我国独立纪录片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