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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日人称称谓异同 　　作者简介：邵栎颖（1989―），女，彝族，云南建水县人，专业硕士，单位：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摘 要：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和人际间进行相互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一种语言的称谓语与该语言所处的社会生活、民族心理等息息相关。本文着重以中日两国现在正在使用的人称称谓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初步探讨，以增强人们对中日两国不同文化背景下称谓语的认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关键词：人称称谓;家族文化;社会交际;现代汉语;现代日语 　　人称称谓是家庭关系、社会人际关系在语言中的反映，它因不同历史阶段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样态。通过比较和分析现代汉语、日语中的人称代词、亲属称谓和社会称谓的异同，从血缘关系、宗族伦理观念、国民社交认识、社会传统等方面，探讨造成两者文化差异的主要原因，可以为中、日两国在人称称谓语中反映出来的群体文化心理、风俗民情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亲属称谓 　　亲属关系是人们之间最亲密的社会关系，它反映了人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它以本人为中心确定了亲族成员与本人关系的名称。基于各国文化、民俗的不同，亲属称谓各具特色。 　　汉语的亲属称谓明确的标明了父系和母系，即爸爸的父母兄弟姐妹与妈妈的父母兄弟姐妹的称谓是绝不相同的，直系亲属与旁系亲属的称呼也不同。而日语里外公爷爷都是“おじいさん”，奶奶外婆均称“おばあさん”，叔舅都称“おじさん”，姨姑都称“おばさん”，亲姐姐与表姐堂姐一样是“おねえさん”，即他们之间既不标明父系、母系，也不标明长幼;既不标明血亲、也不标明姻亲，只标明尊卑备份。而众所周知的是，日本同样是一个很讲究身份等级和亲疏关系的国家，但为何在亲属称谓上与汉语有如此大的不同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宗族伦理观念差异。中国人是非常注重血统的宗族观念的。所谓“亲属”，是指一种因婚姻、血缘和收养而产生的、彼此间具有法律上权利与义务的社会关系，中国人习惯将其严格划分为血亲和姻亲，并根据是否与自己有直接关系又分为直系血亲与旁系血亲、直系姻亲和旁系姻亲。而日本人不讲究“宗族”，他们更重视家系的延续，把同辈兄弟姐妹的称谓名称统一化，更体现了强调家系的兴旺。 　　还有一个原因是“家”文化的不同。中国的“家”，是指人们观念上的或现实中的集团，或指支撑该集团生计的财产的总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时它同宗族是同义语。而日本的“家”，是作为日本一般家族的历史形态的特殊形式，可以说它是一个超越家族成员的生死而存在、经营家业和家产的经营体，这也是日本的“家”的实质所在。在日本的“家”中当长工的非血缘者，经过长期效劳于“家”以后，可以成为“家”的成员，然后从“家”中分出，成为“家”的分家。而这在中国绝无可能发生。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文化的不同。日本人有着独特又繁杂的敬语文化，这在亲属称谓里也有明显的体现。如：有孩子的夫妇之间，他们称呼对方是用“おとうさん（爸爸）”“おかあさん（妈妈）”或“とうちゃん”“かあちゃん”，称呼自己的长子、长女是“にいさん（哥哥）”、“ねえさん（姐姐）”，老人叫自己的儿媳妇也是“おかあさん（妈妈）”，叫自己的长孙、长孙女为“にいさん（哥哥）”、“ねえさん（姐姐）”。汉语里会说成“孩他爸”“孩她妈”或“他爸”“他妈”，一定要加第三人称代词去修饰，而长辈称呼与自己亲近的小辈一般用昵称。细看下来，双方都是以最小孩子的身份为基准去称呼其他家庭成员的，但日语在此处省略人称代词，应该是完全以小孩子的立场出发去称呼别的亲属。 　　二、社会称谓 　　（一）常用社会称谓差异 　　在现代汉语中，“先生”是一个常用的对男性的敬称，常见形式是姓+先生，比如“程先生，张先生”之类，不分职业收入。而在日本，“先生”却只能用于称呼律师、医生、教师、学者、艺术家、政治家。可以看出，这几种人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律师、医生、艺术家不仅社会地位较高，收入也较高，教师和学者主要是作为“文化层次较高”的代表，政治家大概是因为其特别的政治地位。要是称普通的司机、饭馆老板、工人等为“先生”，被称者往往不仅不会感到他人在尊敬自己，大多会觉得受到嘲讽，因为这种敬称不符合他们的职业或身份。 　　（二）公司（单位）里的称谓差异 　　在当代中国，单位或公司里的下级称呼上级一般采用“姓+职务”的简称，如“王总经理”常被称为“王总”，“杨局长”常被称“杨局”，不过相对职位不高的“科长”、“主任”“村长”之类还是喊全称，如“李科长”、“高主任”、“吴村长”，有时也可不带姓，直接称呼职务，关系较好的甚至可以称呼“老李”“老陈”。同级之间称呼一般是“小+姓”，如“小梁”，“小徐”，如果是医生、律师的话，还是称“姓+职业”，如“姚医生”“秦律师”（此处同日）。在日本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