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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亥革命时期胡汉民的思想成就 　　摘 要：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时期是一个多元的、有各种声音震响的时代，以“灌溉新思想之萌芽、激扬新思想之波澜”为宗旨的国民党《建设》杂志和该杂志的主要负责人胡汉民处此环境之下，当然会受到新思想宣传者的影响。本文试从胡汉民所潜心研究的唯物史观入手，探讨他的新思想观念及取得的成就。 　　关键词：辛亥革命；唯物史观；胡汉民；社会改造；传统思想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辛亥革命以及此后二十多年，是广州人对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时代。孙中山最亲密的战友和重要助手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都是广州市人。特别是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他幼年熟读经史，20岁中举人。其后他接触西学，并产生了革命思想。1919年8月1日，胡汉民担任国民党的《建设》杂志的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约15万字的论著、演说和通信，积极投身于新思潮的宣传运动，呼应社会变革，基本上坚持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立场。尤其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尝试，达到了他一生思想上的高峰。下文就讨论胡汉民在唯物史观方面的思想成就。 　　一、用唯物史观评论传统思想的尝试 　　胡汉民不但宣传和介绍唯物史观，还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变迁的脉络。他第一个将唯物史观运用于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运用于研究伦理问题、家族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他借用这一原理对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流派和重要思想家逐家论列，认为“由社会物质生活的关系，可以得中国哲学盛衰迁变的原因”。在对传统思想的清理过程中，他大致坚持了以下几点： 　　1.用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解释学术思想的出现及其演变 　　胡汉民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界百家竞起、空前繁荣的时代，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学说。但自秦以后，“古代哲学忽然中绝，思想界没有进步。”而且在政治、经济、教育、史学等方面，同样也是如此。他认为，“中国二千年关于政治经济的学问比伦理、哲学更没有进步。”中国的教育也十分落后，“向以经典为基础，不切合于人生实际”，束缚于古圣先贤的教条，“新异”的学说，不问他意义、内容如何，总被排斥，理所当然要被人讥讽为“通是形式主义，没有进步。”传统史学只是把“皇帝宰相阔人的事情填满，不注意到民族生活的真相，想要详细研究，竟是无从下手。” 　　他指出，思想与时代有密切关系，但根本的原因，是在于那一时代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他说：“伟大的人物，伟大的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时势是什么力量造成的呢”？“求其最初原因，总在物质的关系。”“任是什么时势，不外是人类竞争的表现，”无论是个人间、阶级间、人种间的竞争，“一切都因物质的需要，和人生的欲望要求，两者之间不得调和，便起冲突，便成问题”，他认为，没有问题，社会不会提出解决的要求，也不会激发起个人的思考，就不会产生新的主义和学说。“人类的进步和思想的变化，同出一个公例，就同是以经济的关系为主要的原因。” 　　由此，胡汉民总结说，春秋战国时代是“社会经济的组织根本变动”触及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时代，在此背景下，“诸子各家方起”，在文化上作出了“空前绝后”的贡献。而此后中国“社会物质的变化平平无奇”，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造成文化思想的长期停滞。 　　2.肯定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而对神鬼迷信、天命思想加以否定 　　胡汉民指出，天人感应的说法，早期儒家就有，但孔孟注重伦理实践，虽也说些参赞天地、知性知天的话，却“脱尽古代神话的性质”，所说的天，“象一个自然法则，用不着种种迷信。”荀子的天论，更是旗帜鲜明，说惟圣人不求知天，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又如天不能病、天不能贫、天不能祸，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等等，“把天人感应之说，根本推倒”，胡赞扬他“真是儒教的功臣”。 　　对东汉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胡的评价尤有见地。他认为论衡的宇宙观，是以老子自然无的天，极力反对有意志主宰的天，破那些天人感应的迷信，称赞王充的“问孔刺孟”在当时最重儒术的时候，敢于标新立异，向正统思想挑战，有这种“大胆自由的思想发表，颇不易得。” 　　但胡汉民对王充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命定论，并不赞成。议论及此，胡汉民进一步指出，王充是受到了时代和政治环境的限制，他生在东汉之初的“兴王时代，治者阶级的势力，管压得住知识阶级，知识阶级的人不是因为社会问题，发生绝大的烦闷，终究不能打破一切。光武中兴，假托符命，……当时者要凑合这种好尚，……论衡的验符指瑞，……不止是个人的病痛。”胡汉民的上述评论，可谓精辟，明显地表现出近代意识在他头脑中的主导地位，表现出以唯物主义作为衡量的标准，这种近代意识和带唯物主义因素的宇宙观一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