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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罗马法上主体制度 　　[摘 要]从整个罗马法发展历史来看，主体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罗马法提供了很好的民事主体纳入机制的雏形，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对法人被纳入主体的演进过程的分析，归纳总结出何种情况下某事物被法律承认为民事主体。非法人团体作为现代最具争议性的“主体”，其基本契合罗马法的主体理念。 　　[关键词]主体 人格 非法人团体 　　 　　一、罗马法上的民事主体 　　 　　早期罗马法与中后期罗马法有本质的差异，它基本不具有现代私法之理念，以习惯法和形成中的成文法为主要表现形式，体现在主体制度上则是“原始家庭的紧密的共同体形式的存在，几乎不可能出现单个人式的生活状态”[1]。家庭便成为早期罗马法的单一体主体，它被看成是国家的基础组成单元，“凡对于家庭是显然正确的，当然便认为首先对于民族，而后对于部落，最后对于国家也都是正确的”[2]。其主体制度在本质上是一种原始的共同体制度。 　　中后期的罗马法较早期罗马法有了质的变化，逐渐将法律制度建立在二元体系之上，即市民法与万民法(含自然法)并存，只有罗马市民才能成为享有市民法权利的主体。罗马法学家用Caput(头颅)来称谓这一法学抽象概念，只有具有Caput才能称其为人。由此，这个新的法律术语就被称为“人格”或主体资格。奴隶不具有自由人格，只是罗马市民的权利客体(财产)；非罗马人不具有市民资格，也不是完全的罗马市民法权利主体[3]。抛弃了家庭本位，将个人逐渐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地代替家庭共同体，成为民法所考虑的单位”。总体上说，罗马法的这一倾向的发展过程是：突破原始团体的整体性局限，从法律上解放出个人的独立性。 　　罗马法中，尚无近现代意义上的“法人”概念，不过基本的内容已具备。中后期罗马法在肯定个人主体之外,还将团体纳入了它的视野。共和国时期，国家和地方政府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国家被视为公有物（res publia）和民有物（res populus）。不过，当时主要以国家在民事继承方面的特权为突出。与此同时，公民之间的自愿组合也逐渐援用公共团体事例，得享有财产权。帝国时期，教堂、寺院、慈善团体也都可享有人格。此时罗马法虽未明确的规定来承认或确立这种社会或财团的财团的存在，但它们实质上是存在的。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法人制度的初始状态，如将国库视为权利主体在一定程度上“为财产人格化(或财团法人)即客体主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4]”；而帝国时期对各种志愿性商业团体及宗教组织等的主体性的承认也为后世社团法人的创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标本。 　　 　　二、启示 　　 　　罗马法对于民事主体的创造性发展无疑具有历史性意义。就自然人主体而言，罗马法给予我们三方面启示。首先，相对于原始共同体式的主体制度，自然人人格的赋予，不光体现在形式上对独立个人的承认，而且也在价值上表达了对人性的尊重。其次，罗马法将“人格”抽象出来从而实现了人与人格的分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马法被奉为近现代民法的源泉，私法制度的始祖。第三，为以后非自然人主体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可能性。有生命者不一定具备人格，无生命者未必就无人格。人格的实质在于它是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而这种资格取决于身份、地位。所以，这种人格的概念一确立，则凡能享受权利、承担义务者均可视为有独立的人格，不问其是否为自然人。这时候，作为具有自然人主体所无法替代的作用的某些个人“集合体”，产生了进入主体领域的现实要求。于是，罗马法出现了作为非自然人主体的法人的雏形。 　　就非自然人主体而言，罗马法虽未形成完整的法人制度，但其在主体制度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主体纳入机制的雏形模板。与自然人不同，法人被纳入民事主体，更多的体现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非基于伦理的要求。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言：“法人与自然人虽同具人格，但本质究不相同，法律之所以赋予自然人以人格，系基于伦理的要求，其所以赋予法人以人格，则系基于吾人（自然人）的社会需要”。[5]罗马法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理念性基础，以及一个开放的非自然人主体制度雏形。将该基础理念融会于这种开放性作为非自然人主体纳入的标准，使得个人主体利益的实现在制度层面多样化、实现个人人格的不断扩张，则事实上成为了后世法学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非法人团体的主体性 　　 　　后世对于罗马法主体制度的继承和发展最具影响者，当数德国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制度和法人制度的创立。但因此非本文之论述重点，在此不予展开详述，仅就即关于非法人团体是否可作为民事主体，简述笔者的见解。 　　对非自然人主体而言，其法律主体地位的确立，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会产生一种需求，要求将那些具有独特价值的事物当作主体看待，非法人团体正是契合了这种要求。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