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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西方罪刑法定与中国传统情理法思想 　　摘 要 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传统的“情理法”思想从表面上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很多学者也从罪刑法定原则所产生的西方思想文化渊源角度对中国现行的罪刑法定原则做出了诸多批判。本文对我国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实践所面临的问题采取了包容的态度，从另一个角度对中国现行的罪刑法定原则进行阐释，认为其实质是对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传统的“情理法”思想的一种很好的融合，是在中国这种由人治走向法治的特殊时期，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必经阶段。 　　关键词 罪刑法定 情理法思想 自由心证 类推制度 　　中图分类号：DF61文献标识码：A 　　罪刑法定原则产生于西方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土壤之上，它的思想根源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应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之规定，这可以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雏形 。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时期，以洛克等人提出的天赋人权说、孟德斯鸠提出的三权分立说和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为理论基础，罪刑法定原则得以最终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最基本价值就是保障人权，尤其是保障犯罪人的人权。因此，也被称为是“犯罪人的大宪章”。但是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属自发型的法律原则，适合于调整西方特定的社会问题，符合西方人的思维习惯；而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相比西方是外源型的，所以我国在运用这项“舶来品”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导致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没有被定罪量刑，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却被定罪量刑，甚至出现了中国传统的疑罪从轻与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的疑罪从无的矛盾，进而受到了诸多的批判，认为我国现行的所谓“罪刑法定原则” 形同虚设，有名无实，是对传统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背离。 　　笔者最近在研究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时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我国的罪刑法定原则之所以会遇到诸多的问题和指责，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司法受到了传统情理法思想因素的影响。在中国，法律从来不只是法律问题，法律所承载的政治意义、道德意义以及人们赋予它的各种意义远比西方法律丰富得多 。 　　首先，我国刑法受到人情因素的影响。情与法的矛盾和对抗，是各个社会都不可避免的问题。我国长期受到封建思想的统治和压迫，自然经济一直都占有统治地位。自然经济是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社会分工也不发达，这就决定了自然经济要依附于行政权力的支配。自然经济是一种以狭隘的地域为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经济，在这种社会中，维系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纽带便是人情，所以自然经济是一种人情经济 。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人们凡事都讲求一个“和”字，凡事以和为贵，导致了中国人情社会的形成，人们甚至产生了厌诉耻诉的思想，这就从另一方面导致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得不到严格的执行。 　　其次，我国刑法受到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思想的影响。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追求的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它要求一切服从普遍的规则，进而很容易牺牲实体正义和个别正义 。但是我国一直就是一个重实体而轻程序的国家，在权衡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过程中，我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前者，而西方的法官则会站在程序正义的一边。到底哪种做法更正确合理，恐怕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服另一方。这也是一种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和与罪刑法定原则相适应的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是两条平行的轨迹，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是一个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权利与权力相制衡的二元文化结构社会。由于文化上的准备不足和价值观上的激烈冲突，注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曲折发展 。但是，很难说我国目前所实施的罪刑法定原则较西方正统的罪刑法定原则差，一味的向西方学习，简单的拿来主义或许根本就不是中国实现法治道路的正途。 　　毋庸置疑，西方的罪刑法定原则在保障人权等方面确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是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个方面，罪刑法定原则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第一，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必然导致其在价值选择上趋向于保护程序正义和普遍的规则，而忽视了实体正义和个案正义。很难衡量实体与程序，个别与普遍哪一个更为重要，但是按照我们的思维习惯，程序再怎么正义，如果得出的是非正义的结果，那么也是徒劳的。没有个案的正义何谈普遍的正义。 　　第二，由于法律具有局限性，它不可能涵盖社会的各个角落和层面，所以，严格遵照罪刑法定原则就很容易使得某些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不能受到法律的制裁，使得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正义形象大打折扣，更有损于法律的尊严。 　　第三，罪刑法定原则还会导致法官失去智慧，成为法律的奴隶。法官应该是一个智慧的化身，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实现当事人的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