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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鲁迅笔下阿Q形象 　　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他笔下的阿Q形象。阿Q是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一、阿Q的精神胜利法 　　《阿Q正传》高度概括地表现出几千年来封建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国民性格的弱点，体现了鲁迅先生“要画出这样的国民的魂灵来”的创作目的，显示了不朽的思想价值。 　　鲁迅先生通过阿Q这个艺术形象揭示国民的弱点。用他的话说“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阿Q的某些性格不仅仅是他的专利，作品中在未庄生活着的社会各阶层的人物，都具有不同程度的阿Q相，尤其是阿Q被枪毙以后，未庄和县城的人们就充分表现出愚昧、麻木的阿Q相。而在《阿Q正传》发表以后的当时，据说鲁迅先生和友人一道在街上走，或者在什么地方闲谈，常常听见人们提到不好的现象时就说“这就是《阿Q正传》上的……”。可见，《阿Q正传》对社会的一些病态，既控诉得深，也概括得广。 　　阿Q的麻木、健忘、自欺欺人，都是经历过多屈辱折磨后的结果，其中渗透着他的痛苦和眼泪，不能反抗，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安慰自己，也反映了他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这虽然不足为训，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作者对于阿Q的悲剧命运，明显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这就是所谓“哀其不幸”。自然，作者并不赞同他的精神胜利法，恰恰相反，作者始终批判这种落后的东西。因为，不敢正视现实，不敢对压迫者进行针锋相对的实际斗争，只沉迷于瞒和骗，被压迫的人民是永远不能得救的。作者同情阿Q的命运，同情他的怨愤和不平而又反对他的精神胜利法，正是为了说明正视现实，进行实际斗争的必要性。 　　阿Q的自卑过了头，便成了自高自大，面对不如意的现实，阿Q索性一头扎进怯懦、羞耻中和得过且过地建构起来的梦幻式的想象中，在懒惰和自欺中麻木地生活着，经常用“我过去比你阔多了”，“儿子打老子”等话来安慰自己，在这样的心理中，“人上人”和“人下人”是同时存在的，而这种自轻自贱的混沌和狂妄，正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与生俱来的精神存在。 　　以上的这些特点，人们习惯上称为“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的境地，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欺弱怕强、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妙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幻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他获取心灵满足的法宝，当他被别人欺侮时，他就会拿出自己的法宝来，从虚无的精神世界中来获得心理安慰。 　　二、阿Q的封建正统思想 　　阿Q还有许多糊涂、狭隘、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其中突出的是封建的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阿Q想讨老婆、向吴妈求爱，一方面固然是出于人的自然本性，同时又明显地是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所驱使。此外，他还有“男女之大防”、尊卑有序等观念。前者是他看到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就怒目而视，或者说几句话“诛心话”或从冷僻处扔一块小石头过来，后者使他被抓到大堂上面对当官的长衫人物时，顿时失去一向自尊的气概，不自禁跪了下去，至于他的封建正统观念，不说别的，只要看他最初听说革命时的想法就行了。他当时很快形成一种意见，“以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深恶痛绝之”，他认为小民是不能“犯上作乱的”。 　　但是这些还不是阿Q性格的全部。麻木、封建、保守、糊涂、落后的阿Q，又是一个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他的生活极为贫苦，没有家，住在土谷祠；没有任何财产，只有一床棉被、一顶毡帽和一个破布衫，可以说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平时以给人做短工维持生活，割麦、舂米、撑船什么活都干。他的社会地位极为低贱，低贱到连一个名字也没有，谁也不把他真正当人看待。人们只是在要雇工时想到他，把他看作一个生产工具；或者闲下来时把他当作一个取笑的材料。在未庄他经常处于屈辱和失败之中，经常遭到周围人的打击嘲讽。他是旧社会中政治上承受着沉重的压迫，经济上遭受着残酷的剥削，精神上蒙受着长期的毒害，人格上忍受着种种屈辱的贫苦农民，由于他社会地位的低下，由于他对地主阶级和那个黑暗社会的痛恨，所以他有自发的革命要求，希望通过抗争改变自己的现状。前面说过，他原来对革命是“深恶痛绝”的，但当他看到原来压在他头上作威作福的赵太爷、白举人之流，听说革命风声后惊慌失措，他凭直觉意识到这场革命对他这样一无所有的穷农民是有利的、不禁心向往之，这像生存的本能一样自然产生，于是他决定投降革命党，勇敢地喊出了“造反”的呼声，这在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这就表现了他自发地要求革命的一面。当然这并不是说阿Q此时已经觉醒，他心目中的革命，并非是要推翻一个压迫阶级，而是要把地主财产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以及个人的复仇。如“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要谁就是谁”的革命口号。甚至对得罪过他的贫困农民小D之类都要报复，这就反映了他自私狭隘、封建保守的落后意识。这正是一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