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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艺术考古学与中国人物画关系 　　摘要：中国古代的人物画中，有一类存在于需要田野考古发掘的艺术遗迹里，比如墓葬、石窟壁画和画像石等，是需要科学复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也需要艺术考古学理论来支撑。这些是艺术考古学和古代人物画联系最密切的地方，从另一个角度讲，考古学中的方法论，比如地层学、类型学甚至具体的如布方法、西南深的发掘方法，都对于中国人物画的研究和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关键词：艺术考古学；中国人物画；贡献；汉画像石；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寻求突破 　　要论述艺术考古学与人物画之间的关系，就得弄清楚什么是艺术考古学，艺术考古学研究什么对象，解决什么问题，而中国人物画又走过了怎样的历程，艺术考古学对于人物画又有怎样的帮助。 　　首先，考古学的任务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以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而艺术考古学是在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中国艺术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它的研究方法来源于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考古学基本理论，同时有文化人类学、图像学以及对于中国古代历史资料的运用。 　　这里的人物画专指中国画人物。中国人物画有自己的发展历程，早在原始社会时期就有岩画出现，彩陶等器皿上也描绘有人物形象，并且生动传神；后来的战国、秦汉有了帛画人物，初具中国画以线造型的特色。汉代大批出现画像石、画像砖，其中描绘的人物兼备绘画和雕刻的风格面貌；魏晋时出现了士大夫画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都独具特色，自成一派；唐代更是出现大批画家，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都是历史大家；北宋张择端、南宋梁楷则代表了古代人物画的表现形式和技法已趋成熟，算得上是登峰造极。至元明清，文人画家们或职业画家们创作出不少杰作。明代陈洪绶的《隐居十六观图册》达到至高境界。清代则以清末海派为最高峰，任伯年是代表人物，工笔写意兼长，对现代人物画影响深远。二十世纪初，一批画家留学欧洲，西方素描造型传入，促进了国画人物的流变，徐悲鸿、蒋兆和、姚有多、方增先、刘文西、王子武、何家英等人物画大家都深受影响并且在人物画上有了很高的造诣。 　　古代的人物画有一类是传世的，经过私藏或宫廷保存流传下来的画作，这些作品不需要去实地进行考古发掘。另一类是需要田野考古发掘的艺术遗迹，比如墓葬、石窟壁画和画像石等，是需要科学复杂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需要考古学理论支撑。这些是艺术考古学和人物画联系最密切的地方。以下分别以汉画像石、墓室壁画、石窟壁画等几类为例，谈谈艺术考古学对于中国人物画的意义，以及这些画作或雕刻的艺术价值和对今天的启发。 　　首先谈谈汉画像石，汉画像石是汉代以前的中国美术的巅峰，对之后的美术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有较大的艺术考古学意义。汉画像石是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石刻壁画，多数为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题材，它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从考古发现来讲，汉画像石在汉代美术作品里面是发现最多也是画作内容最丰富的。汉画像石中的散点透视构图方法是之后的中国画标准的构图模式，其中的人物造型古朴，活泼生动，不工于精细却栩栩如生、自由奔放。相比于后来宋代的工笔人物画，我更喜欢这里面的人物画，古朴、大气，也影响了以后的民间绘画。它蕴含政治、军事、文化的内容也对于考古学在汉代这些方面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无论对艺术考古学还是人物画乃至中国画都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成果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隋唐以来的墓室壁画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汉画像石的精华。陕西关中地区许多唐代帝王陵墓以及陪葬墓里就有大量壁画，这些壁画得以面世，艺术考古学居功至伟。考古团队在对关中帝王陵的调查基础上，发现大量唐墓壁画。其中，章怀太子墓壁画、懿德太子墓壁画和永泰公主墓壁画都是经典之作，这些壁画据推测有名家参与设计与绘制，技艺精湛。画中简练传神的人物，风格独特的建筑，精美绝伦的器物，大气磅礴的山水和鲜活的动植物。例如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阙楼仪仗图》，该图绘于懿德太子墓第一过洞南壁，学术界也细分为《阙楼图》和《仪仗出行图》。阙楼是唐代宫殿门前的标志性建筑，在唐墓壁画中不惟此例，但多是单阙或双阙，只有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阙楼是三出阙。阙楼是用界尺和木枝起稿绘制的，这属于界画的技法。阙楼的立柱、斗拱、门窗等部分都用红色平涂，底部方形墩台、庑殿形屋顶皆用墨色晕染。整个阙楼显得气宇轩昂，彰显皇家气派。阙楼的背景是起伏的山脉，巫鸿先生认为此山水有唐代大家李思训的特点；画面的色彩多为赭石，辅以石绿色，红、黄、青色有所点缀。山体用赭石晕染，轻重得体，山石的明暗是通过颜色的浓淡变化来体现的。勾勒山体的线条劲挺、硬朗，表现出山的突兀和挺拔；整幅图用的是鸟瞰式的散点透视法，对高远、平远和近远法的运用非常成功。图中近200个人物，线条遒劲，人脸刻画逼真，使用了西域传入的凹凸晕染法。设色多用朱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