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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在惠州实践与创新 　　[摘 要]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独立篇章系统阐述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地位，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问题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惠州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战胜自然”“人定胜天”到“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再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关键词] 生态文明 创新 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这一表述提出了“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概念，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是新时期新阶段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又一次理论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新期待、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惠州的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一个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到全面的过程，对工业文明转型与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实践探索，走出了“五位一体”绿色跨越之路。 　　一、探索实践：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中坚持生态优先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提出了一些保护生态环境的理论。惠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一）新中国成立后，惠州初步探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东江地区（指以惠州为中心的广东省内东江流域地区）农田保灌面积仅占农田的10%，水利设施条件差。东江、西枝江沿岸，部分建有堤围，但矮小单薄，且长期失修，70多万亩农田易涝易浸，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在财政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东江地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仍然拨出大量经费用于水利建设。1950年3月，按照中央和华南分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部署，东江专署专门成立防洪复堤委员会，领导全区的水利建设。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把水利建设作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基础，依据“洪、旱并治，以防旱、灌溉为主”的方针，组织群众对堤围联围筑闸、加高培厚。1950年上半年，东江地区共计开筑山塘、陂圳、围堤、堵口共3352项，受益农田达40余万亩。为支持东江地区兴修水利，1951年3月，广东省农业厅通过人民银行向东江各地借出资金13亿元（旧币）[1]p98。1951年，东江地区根据华南分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各县纷纷扩建山塘，维修水陂、水圳及河堤，把防涝、蓄水防旱的水利建设作为农业生产的保障，掀起了兴建小型水库的高潮。全区水利建设工作成绩显著，1953年至1957年，兴修小型水库工程达42宗。一批水利工程的完成，极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7年11月，中共惠阳地委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精神，提出灌溉、排水、除涝和防治盐、渍灾害等农田水利建设目标，建设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基本农田。从1957年冬至1958年春，全区动员数以百万计农民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完成大、中、小型水利工程30多万宗，完成土方1.48亿立方，平均每一农业人口完成34.9立方，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总土方数多3.5倍[2]p23。新丰江水利工程是其中的重要成果之一，动迁移民之多，经历时间之短，均创造了国内同类工程纪录。工程建成后，为当时国内同类工程所罕见。建成的水库，在东江流域的水土保持、洪涝旱灾根治、农田灌溉、发电、航运以及综合利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跃进”时期，惠阳地区修建的农田水利工程，改变了全区农业靠天吃饭的面貌，旱涝保收的农田面积大大增加，历史上旱涝灾害严重的东江下游东莞、博罗、惠阳等县，基本上解除了旱涝灾害的威胁，全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 　　20世纪60年代，全球关于生态与环境的话语表达愈益活跃。1973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环境保护被确立为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成为政府主导的社会实践运动。惠阳地区东江上游枫树坝水利枢纽等工程的建成，有效地消除了因洪涝带来的自然灾害，下游21万亩农田免受损失，扩大沿江两岸耕地面积2万余亩，并使东江中上游百公里河段可通行100吨以上的船只，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 　　（二）改革开放后，惠州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惠州的生态文明建设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和惠州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从中共惠阳地委到惠州市委，在着力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都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 　　1980年10月下旬，惠阳地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把落实山林权作为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级党政部门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惠阳地区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