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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书院实施通识教育若干思考 　　摘要： 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有别于专业教育却又与专业教育相互渗透的“非专业性、非功利性、非职业性的教育”。我国通识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汉三国时期的“通才教育”，其在我国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以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书院进行通识教育实践，是我国大学书院实施通识教育的重要探索。开展通识教育是现代大学书院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大学书院的通识教育应自觉与大学本科教育宗旨相一致，从组织模式变革的角度看，实行书院制改革对高校实施通识教育具有制度变革的重要意义；现代大学书院要自觉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是现代大学书院教育的重要任务；现代大学书院在人才培养上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摒弃“功能优先”的导向，把“人”的发展放在最核心的位置。 　　关键词：大学书院；通识教育；专业教育；通识教育课程；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5-0010-06 　　通识教育与大学书院关系密切。目前，不少实施书院制改革的高校明确地将通识教育作为本校书院制改革的出发点，也有高校在本校现有课程的基础上增设一些通识教育的课程并已初具规模。然而，通识教育制度与大学书院制之间到底具有什么关系？大学书院制下如何开展通识教育？这是本文关注的问题。 　　一、何为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是“general education”的英译，有时也被译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与“general education”类似的词语是“liberal education”，后者通常被译为“博雅教育”或“自由教育”。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一些差别。一般认为通识教育继承了自由教育思想并对自由教育的内涵有所拓展。除以上称呼外，通识教育还有核心课程、共同学习、文理教育等别称。 　　何为通识教育？台湾大学教授黄俊杰博士认为，“通识教育就是一种建立人的主体性，以完成人之自我解放，并与人所生存之人文及自然环境建立互为主体性关系的教育，也就是一种完成‘人之觉醒’的教育”[1]。 　　清华大学李曼丽教授认为，“就其性质而言，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就其目的而言，通识教育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的人和国家的公民；就其内容而言，通识教育是一种广泛的、非专业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2]。 　　首次正式定义通识教育这一术语的哈佛委员会在1945年发表的报告《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也即《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中，将通识教育定义为“学生整个教育过程中的一部分，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的人和公民。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提供广泛的批判意识以使能识别出任何领域中的能力”[3]。 　　通过以上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是通识教育”是一个仁者见仁的话题。但是关于通识教育的共识就是，通识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是有别于专业教育却又与专业教育相互渗透的“非专业性、非功利性、非职业性的教育”。 　　二、通识教育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我国通识教育最早可追溯到汉三国时期对“通才教育”的描述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谈及古文中四种不同风格的文体时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诛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备其体”。通才在这里是指四种文体都能娴熟运用的人，用来引申指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的人。 　　通才教育作为大学教育宗旨和办学思想，在清朝末年张百熙主持起草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重定学堂章程折》中也有相关论述。此时所谓的通才教育非常重视传统的纲常礼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民国时期，蔡元培、梅贻琦、朱家弊、潘光旦等对通识教育都有论述，并提出了许多深刻见解。蔡元培先生非常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合理性，强调大学不仅要研究高深学问，更要注重引导学生拓展知识视野。他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中指出，大学是“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后来在进行北大改革时又提出了“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的观点[4]。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任校长时，也十分注重通识教育。他对通识教育最全面、最深刻的论述是在他的《大学一解》中。“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5]梅贻琦认为通识教育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有所了解的基础之上，所谓通识即通专结合，融会贯穿之意。朱家弊、潘光旦等也都从通专之辨，论述了“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的主张。这些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