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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中晚期价值观取向 　　[摘要]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文治武功兼备的杰出帝王，在其统治期间，成就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为中华民族立下了赫赫功业。到其统治中晚期尤其是晚期，乾隆皇帝被社会政治经济的表面繁华所蒙蔽，逐渐淡去了昔日的魄力，暮气渐重，帝王心理逐渐走向极端。本文以清高宗中晚期心理强度为切入口重点剖析了其偏离正常轨道的价值观取向。 　　[关键词]心理强度 价值观 取向 　　什么是心理强度？心理强度是指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伴随着人的立场、观点和生活经历而表现出来的心理认同和承受力。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越是到了老年，除体质逐渐衰弱之外，心理承受力也变的更加脆弱，智慧也逐渐老化，对周围人的不信任感增强，总是疑神疑鬼，狐疑不定，常计较别人的言谈举止，听不进一些逆耳忠言，严重者甚至认为别人居心叵测，喜欢听一些阿谀奉承的话，尽管自己有时候甚至也知道这些话对自己将来的行动未必会有什么好处，但贪图一时的舒服仍然欣欣然地去听、去做。由于判断力和理解力减退，常使一些明明不对的想法变得更为顽固。 　　有时候这些人的心理强度就像一个几岁的孩童一样，经不起他人的说教，甚至把他人的忠告当做对自己尊严的挑战而无法忍受。这说明，人的心理强度到了晚年其承受能力差年轻时较远，甚至更容易破碎，就像一个弹簧用到一定时候，虽然还有弹性，如果外界压力过大，就容易碎成片段。如果没有坚定的毅力和虔诚的信仰去支撑，就很难保证在其晚年价值观不发生变化，尤其当一个人已经无所畏惧的时候。 　　据史书记载，开元年间，唐玄宗任用贤臣，善于纳谏，勤于政事，知错即改。有一次，玄宗派人到江南一带捕捉水鸟，以供娱乐消遣，有人上谏，认为这样做既容易玩物丧志，又妨碍农作，“道路观者，岂不以陛下贱人贵鸟也”。唐玄宗看到如此尖锐的言辞，不仅不怪罪，反而予以奖励，并立即停止捕捉水鸟。对于大臣韩休的直言敢谏，唐玄宗更是直言不讳：“吾貌虽瘦，天下必肥，吾用韩休，为社稷耳，非为身也”。由于唐玄宗厉行革新，与民休息，发展经济，终成“开元盛世”局面。 　　盛世之下，唐玄宗没有冷静地思考，而是一味地沉浸在开元盛世的自豪与满足之中，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和经济的表面繁华，“骄侈之心代替了求治之心”，开始排斥一切不同于自己的声音，宠信“善体上意，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贪权纳贿的杨国忠，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马嵬驿兵变”丢尽了天子的尊严。 　　无独有偶，在同一个朝代的前后两个时期，作为盛世与衰世的主要导演者，乾隆皇帝算得上是一个典型中的典型。 　　在清朝200多年间的前100多年，一个少数民族用他们钢铁般的意志极力地维护着国家的统一和完整，也向外国昭示着自己强大的国力和开阔的胸襟。经过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福临、清圣祖玄烨和清高宗弘历几辈人的辛苦经营，终于成就了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共同组成的强大帝国。这个帝国曾经成功地抵制了沙俄的东扩，平准噶尔，定三藩，安西藏，统一台湾，迎接土尔扈特回归，稳定了社会政局，扩展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谱写了一曲中华民族和谐共存的赞歌，创造了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最辉煌的繁荣局面――“康乾盛世”（“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遗憾的是“康乾盛世”竟然成为古老中国的凄然绝唱，从此，这个古老悠久的民族开始走上下坡路，一滑再滑，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千秋功罪，后人评说，爱新觉罗?弘历是一个关键人物。 　　爱新觉罗?弘历，雍正帝第四子，清朝入关之后第四位皇帝。康熙五十年（1711年）生于雍亲王府。雍正十三年（1735年）即位。在位六十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仍掌握军国大权，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掌权时间最长、年寿最高、勇于进取、力创伟业、文治武功兼备的杰出皇帝。 　　就是这个皇帝，在其统治前期捍卫了祖先用鲜血打下来的江山，并努力地把这个江山打扮的更加壮丽、璀璨。可是在其后期，在一片辉煌灿烂的成就下，自觉不自觉地束缚了前进的脚步，枕在功劳簿上酣然入梦而不能觉醒，尽管西方工业革命的车轮声已经轰轰然震耳欲聋。 　　这个时候的乾隆已非昔日乾隆可比，年轻时期的皇帝血气方刚，处处以其祖父康熙为榜样。励精图治，勤政爱民，赏罚分明，胸怀大志，勇于进取，统一疆土，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版图。统治期间，政局稳定，农业发展，百业兴旺，城市繁荣，文化发达。中后期的乾隆皇帝逐渐淡去了昔日的魄力，暮气渐重，吏治开始腐败，军队操练不勤，国库日益亏空，致使国力大损，盛极而衰。乾隆六巡江南，在官员和商人们构筑仙境般的虚假繁荣的促使下，乾隆本易被腐化的帝王心理更加腐化（“酒无虚日，城开不夜”“糜费特甚”），最终将这种“繁荣”引向了衰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