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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学制度下监督体系构建

现代大学制度下监督体系构建   摘 要: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政学两界的共识。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是现代大学权力结构,而构建现代大学权力结构需要构建现代大学监督体系。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目标取向和策略选择,决定了现代大学监督体系构建只能在“党政关系规范化”的框架内,形成党领导下的多元行动中心监督体系。   关键词:现代大学制度;治理结构;权力结构;监督体系   问题的提出   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已经成为政学两界的共识。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要求和高等教育全面持续发展需要的大学管理体制和机制,是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和关键内容之一[1]。从体制改革到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转变,则代表了高等教育改革的新阶段[2]。   概念即方法。如何界定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将直接影响到现代大学制度的目标选择和构建进程。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内涵是在国家法律、大学章程和党内法规的范围内,合理界定执政党、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明确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多层次的制度体系,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高等教育制度,如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等,又包括微观层面的大学内部组织机构和体制。为了明确研究对象,聚焦研究内容,我们倾向于将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称为现代大学的制度环境,将现代大学制度限定在中观和微观层面。   现代大学制度既是现代大学监督体系的构建平台,同时也是现代大学监督体系构建的观察视角。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而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的核心又是现代大学权力结构。监督是一种普遍的权力现象,哪里存在着权力,哪里就会存在着监督;有什么样的权力体系,就需要什么样的监督体系。因此,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需要构建现代大学权力结构,而构建现代大学权力结构需要构建现代大学监督体系。可以这样说,构建现代大学监督体系离不开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并且一个运转有序、合理有力的监督体系也能够为现代大学制度构建提供重要保障,有什么样的现代大学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现代大学监督体系。   现代大学制度的约束条件与目标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扎根中国大地,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因此,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要重视两个极其重要的维度:第一,高等教育治理规模;第二,制度环境,即高等教育宏观管理体制。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只能在由治理规模与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所限定的范围内来进行,这两个约束条件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基本前提。   现代大学治理的实现就是一个运用特定权力结构来调动治理资源匹配治理需求的过程。中国高等教育的治理规模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第一,高等教育的空间布局和在学规模与高等教育治理规模成正比。空间布局越广泛、在学规模越大,高等教育的治理规模也就越大。受到历史传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和结构存在着巨大的地域差异。巨量的人口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的扩张和维持提供了一个超大的基数。空间布局的差异性和在学规模的巨大潜力给中国大学治理体系形成了一个无法超越的治理规模。第二,高等教育职能的扩张带来了高等教育治理规模的增加。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和持续推进,深刻改变了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使得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发生并且正在发生着各种变化。适应新的形势,传统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职能在继续得到加强的同时,高等教育的文化传承和国际交流职能也在不断生长。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高等教育还承担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重大任务,这就使得高等教育的职能较西方国家更为丰富。职能的巨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向高等教育治理主体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形成了世界上最为庞大和复杂的治理规模,这个超大的治理规模构成了中国特色现代大?W制度和监督体系构建的根本约束。   虽然高等教育的治理规模客观存在,但是高等教育治理主体的治理负荷却是可以选择的。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对于治理负荷的选择受到宏观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约束。“党建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成长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历史逻辑。这个历史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高等教育治理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党在大学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意味着高等教育治理中的事务和责任将不可避免地向党的各级组织集中,从而使得各级党组织必须要承担来自高等教育领域的各种问题和压力。面对复杂和巨大的高等教育治理规模所带来的挑战,仅仅依靠局部的、细枝末节的技术性手段创新是无法解决的。治理主体的资源有限性与超大治理规模之间的矛盾,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基本任务,是减轻大学治理主体的治理负荷,特别是减少各级党组织所直接面对的治理负荷。这就需要对现行大学制度进行结构性的创新,确保党在现代大学治理中的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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