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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法律框架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途径 　　摘要：在新一轮城镇化的过程中，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借助农民合作社这一合法形式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建立与政府的对话、协商机制，妥善解决征地纠纷，有效降低各种社会成本。 　　关键词：农民；组织化；合作社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13??0149??02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三农”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事关中国和谐社会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农民组织化程度严重制约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探索农民组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农民和农村为国家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城乡二元格局下，农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国家的最底层，与城镇居民在就业、就学、就医等诸多方面仍存在巨大的差别待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基本成为一句口号。在新一轮城镇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多年来形成的依靠土地经营城市的惯性短期内难以扭转，农村土地不可避免地成为地方政府及相关利益集团觊觎的“盘中餐”。农民为国家的现代化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贡献了自己的利益，却不能平等地获得同为国家公民所应享有的基本保障。当世代居住并赖以生存的土地也要被剥夺时，抗争或将成为唯一的选择，土地已经成为中国农民集体维权、争取社会保障权益的唯一砝码和最后机会。 　　在现行的征地模式已经被证明不公平、不合理，极易引发冲突的情况下，新的模式迟迟不能出台，个中原因除了体制因素外，从农民自身角度而言，其组织化程度极低、利益诉求多元、谈判议价的能力较差是主要原因，在各方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没有话语权，大多只能被动接受，极少数抗争者要么“守土”不成自杀，要么被强征的车轮碾过，演变成一幕幕人间惨剧！但即便如此，城镇化的进程并不会因此停顿，将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保护和社会保障全部寄希望于政府似不现实，因为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应当严格遵循物权保护的基本原则，按照??利与义务的基本路径，厘清参与各方的权责边界。 　　征地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毋庸讳言，政府客观上存在自利倾向，具有通过运用国家权力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征地过程中，对普遍存在的侵犯被征地农民权益的政府行为，至今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监督、约束、抑制和对抗的制衡机制。在新一轮的城镇化进程中，在各级地方政府深陷债务泥潭和信用危机的大背景下，如何遏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依赖下动辄强势征地的冲动，避免官民冲突的升级和蔓延，进而危及执政基础，已经成为执政党不得不面对和必须尽快加以解决的大问题。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进行梳理研究，撰文论证：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但国家通常不会自动提供这种保护，除非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新产权制度的形成，并分步通过沟通和讨价还价与国家达成互利的交易。“只有当社会与国家在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通过新兴产权超越个体水平的集体行动，才可能使国家租金最大化与保护有效产权创新之间达成一致。”显然，这里所称的“集体行动”，应该是以“农户、各类新兴产权代理人以及农村社区精英广泛参与”为基础，并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来进行。 　　从政府角度而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也有利于处理征地引发的各种矛盾和纠纷，通过建立对话、协商的机制，妥善解决纠纷，有效降低各种社会成本。 　　征地行为本质上是地方政府与被征地农民之间的交易，即便是为公共利益需要，也应由政府买单而不是以牺牲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应遵循最基本的协商原则。当前村民委员会客观上已不能代表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政府如果与单个被征地农民之间直接交易，势必增大交易成本。允许农民自发组织起来，通过集体行动与政府沟通和讨价还价，达成互利的交易，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使双方“在对话、协商和交易中形成一种均势”，达到利益平衡，从根本上减少冲突。因此，无论对政府还是对被征地农民而言，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都是理性的现实选择。 　　2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必须以经济利益为纽带 　　从世界范围来看，农会（或农民协会）与合作社是农民组织的主要形式。在中国，人民公社这个基层农村高度组织化的生产与政权单位解体已经三十年后，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讨论农民的组织问题当然离不开农业，而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村，从事农业仅能解决温饱，农民在建房、教育、医疗、婚丧嫁娶等方面的大额支出，大多只能来自于非农产业（外出务工或经商等），农业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相关度太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而且只能立足于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