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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亟需加强对苏联历史考察 　　[摘要] 目前我国国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中所存在的不足之一，在于忽视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所扬弃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考察和研究，忽视了对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苏联历史的研究。而造成上述不足的根源在于我国学者往往习惯局限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领域，而割裂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以及苏联历史和苏联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只有加强对苏联历史的研究，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得更加透彻，也才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之后苏联时期的档案不断解密，苏联共产党历史和苏联历史中的很多疑问将会得到客观的阐释，而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显然不无裨益。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历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 D616[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６－６４７０（２００8）０6－００36－０3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由来 　　 　　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国革命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深深地浸润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烙印。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人民有了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指导思想，而这一科学指导思想一经跟中国工人阶级相结合便立刻化为了无可穷尽的物质力量，正是在这一科学指导思想的引领下以及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诞生问世。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来到中国，1921年7月23-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了成立大会，马林参加了大会，大会明确宣布：“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的时候，应派一名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1]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宣布：“我党采取苏维埃的形式，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宣传共产主义，承认社会革命为我党的首要政策。”[2]而“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3]。因此，一目了然的便是：正是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获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中国共产党才得以问世，中国革命的面貌才得以焕然一新，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就是受苏俄十月革命的催生和影响，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就深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浸染。 　　在大革命时期，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顾问加伦（布柳赫尔）受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派遣来华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建设和发展以及北伐战争的顺利推进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通过调查研究，深刻论证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开辟了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同志同党内一度盛行的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以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斗争，在理论上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章中正式确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是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之下形成的。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一边倒”方针，即完全倒向苏联的社会主义，在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中共领导人与前来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进行秘密访问的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向苏联方面表示：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已经势在必行；新中国将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逐步走向社会主义；中共感谢苏联的援助，并愿意接受苏共的领导。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宣布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要全方位地站在苏联一边，实行向苏联“一边倒”政策，毛泽东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4]1950年2月14日，周恩来和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这份文件的签署标志着中苏两国结成了为期30年的军事政治同盟，在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加强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从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开始移植到中国，对于一个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政党而言，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国家和建设国家的经验，既然中国共产党要以实现共产主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