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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选择晚清时期东西文化冲突中儒学价值走向 　　晚清时期,中国儒学在东西文化冲突中面临着爱国保皇、好利求富、民主自由等多种价值选择,儒学在挑战与选择中对西学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回应,从在传统框架下探知西学到反思传统、学习西学,从改造儒学、学习西学到批判儒学、文明西化,儒学走过了一段艰难的改造与裂变历程。儒学的价值选择、对西学的回应、改造的历程折射出晚清传统文化的演变特征。在全球化语境下倡导儒学普世之路的今天,重审晚清儒学的演变之路,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 　　[关键词]晚清;文化冲突;儒学;西学 　　[中图分类号]K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46-04 　　建红英(1979―),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学。(四川成都610064)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在20世纪近百年的历史中变化深刻,其现实境遇也发生了根本转变,由原来的主流文化形态逐渐演变成边缘的、裂散的文化碎片,遭遇了西方工业文明和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解构。20世纪儒学的首次变迁发生在晚清时期,关于该时期儒学的变迁问题,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著,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就研究对象而言,以往多偏重于从儒学自身内容和体系中分析其演变理路,而在与西学碰撞背景下从儒学价值选择和对西学的反应来分析其解构过程的则较为少见。本文将着眼于儒学的价值选择和对西学的反应来探讨其演变理路,以期归纳出传统文化在这一时期的演变特征。 　　 　　一、东西文化冲突中儒学面临的价值选择 　　 　　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东西文化冲突加剧,西方工业文明与东方农业文明第一次交锋。西方工业文明在这次较量中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东方农业文明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在这场东西文明直面交锋、激烈碰撞的背景下,儒学受到了严重挑战,面临多种价值选择,呈现出由主动防守到被动开放、由浅层调整到深层改革的多层面全方位变化特征,其价值取向也由传统到现代、由中学到西学渐行渐进,逐步升级。 　　(一)爱国保皇取向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士大夫们对中国面临的危机认识较深刻。如李鸿章说:“倘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心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与御之?”[1](廷寄二,P2924)面对清政府的生存危机,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购买西洋武器,以期救忘图存。“东南贼氛蔓延,果能购买外国船炮,剿贼必得力。……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1](廷寄二,P2924)流露出士大夫们反思儒学、爱国保皇的价值取向。这是在传统儒学母体中分离出来,以“忠君”为核心内容,以“变”为指导思想的价值观,首次冲决了“夷夏大防”说的思想桎梏,开始“开眼看世界”,萌生出“师夷长技”、“购买外国船炮”等利用夷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的价值理念,尽管这一价值观仅存在于少数士大夫阶层,但它走在时代前沿,代表了当时儒学价值观的发展趋势。 　　(二)好利求富取向 　　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剧,西洋的器物、知识、观念深入持久地渗透到中国社会各层面,影响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冲击着人们的伦理价值观。首先,是“重本抑末”观念的动摇。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价值观以“重本抑末”为核心,长期以来很少有人对其提出质疑。但在晚清时期洋务运动“求强”、“求富”思想的推动下,“兴工商”不再被人们排斥,取而代之的是接受和肯定。这意味着“重本抑末”思想开始受到“重商”观念的挑战。其次,“重本抑末”深层的伦理观念“重义轻利”思想逐步瓦解。从董仲舒到朱熹,均一步步强化“重义轻利”的伦理观,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把这一伦理观发展到了极致。但在晚清东西文化冲突交锋中,“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2](P626),以富求强不仅是历史必然,而且成为当时引领潮流的伦理价值观。以“好利求富”为价值取向,一股寻“富”、求“富”的风气在中国悄然兴起。如《申报》中所言:“天下攘攘而往者何也?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利,时之义大矣!吾茫茫四顾,见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3]还有一些现象反映了市民阶层消费观的变化:人们不耻于“行为不端”、“目不识丁”,却耻于奢华不如人。“一耻衣服之不华也”,“一耻不乘肩舆也”,“一耻坐只轮小车也”,等等。[4] 　　(三)民主自由取向 　　维新运动失败,慈禧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人对之甚为失望。随着西学持续深入的渗透,人们的价值观从“好利求富”上升到了“民主”、“自由”高度。如薛福成指出:“西国富强之原”在于“通民气”、“保民生”、“牖民衷”、“养民耻”、“阜民财”。[2](P626)强调了“民”是国家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