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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刑讯逼供成因及遏制方法 　　摘要：本文主要从刑讯逼供的含义出发，从历史方面、立法方面、制度方面、司法实践方面论述了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进而讨论了刑讯逼供的遏制方法，提出了加强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的观点，并对司法实践中加强检察院监督提出新的方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产生原因；遏制方法 　　 　　一、刑讯逼供的含义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情节严重的行为”1即其侵犯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对此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 　　尽管众多法律法规都明确禁止在侦查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的行为，但是在我国刑讯逼供的现象还是长期存在（如湖北佘祥林案、河北聂树斌、桂林黎朝阳、云南杜培武、唐山李久明等一系列涉及刑讯逼供案）。这些刑讯逼供所导致的冤案也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及危害了。而且无论是对犯罪嫌疑人，还是对司法工作者，甚至是社会公众来说，刑讯逼供都是危害巨大，其破坏了程序法的公正性，也必然导致实体法的认定过程出现问题，从而使正义难以得到伸张。 　　二、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 　　刑讯逼供一方面侵犯人权，容易导致冤假错案，另一方面践踏法律，使公众对法律的信任降低，那么探究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历史上某些思想 　　在中国古代诉讼盛行的“口供主义”和“有罪推定”思想等对刑讯逼供现象都有着助推作用，甚至现如今迫于办案的压力我国在实践中产生了“疑罪从轻”的思想，对于命案即使证据不充分，不至于达到定案的证明标准，也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只不过会酌情处以较轻的刑罚，这一点从赵作海案、杜培武案等案件的多次改判中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刑法有着“无罪推定”的原则，但是我国司法实践领域真正实行“疑罪从无”和“无罪推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立法层面的规定 　　同时在立法层面上，对于严刑逼供所取得的证据没有具体的规定该如何适用使用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这也导致了刑讯逼供的屡屡发生。此外，在法定证据规则中对口供的依赖性容易导致刑讯逼供（口供在侦查机关收集证据、合适证据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价值，自古以来就有证据的女王之美誉2）。因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可以直接证明案件事实，其相对于其他法定证据来说更容易取得，所以侦查人员也往往更加青睐口供，这也就容易导致司法人员为了办案而通过刑讯逼供取得口供。 　　（三）制度层面的漏洞 　　我国法律中缺失沉默权制度，《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说明我国法律希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陈述案情。因为法律要求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容易误导办案人员将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取证或获得证据线索，或者认定有罪的主要手段的观念，这也会使办案人员偏重口供而不把力量放在通过改进技术和方法收集其他证据上，这就容易导致刑讯、折磨、疲劳战术等非法取证方法的使用。除了沉默权制度的缺失,我国还缺乏对侦押分离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的一系列制度的规定。 　　（四）司法实践因素的影响 　　尽管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的过程有着规范的要求，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出于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由于警察的犯罪心理机制研究不健全,“命案必破”的口号在作祟,警察工作压力大,侦查设备落后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常常会导致刑讯逼供的产生。3 　　三、刑讯逼供的遏制方法 　　（一）国外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保障 　　前文已经论述了刑讯逼供的原因和危害，那么该如何遏制刑讯逼供我们首先可以看看国外的一些保障制度。在英美法系中主要有这样三种保障方法 　　（1）不被自证其罪规则，又被称为“拒绝自我归罪的特权”或者“拒绝自陷入罪的特权”，即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回答在法官看来有可能使作证者陷于法官认为可能被控告或起诉，导致任何刑事指控，刑罚或（刑事案件中）没收的任何问题。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即违反法律规定收集或提取的证据，又称为“瑕疵证据”包括：第一，主体不合法证据，即不具备法定主体资格的人提取或提供的证据；第二，形式不合法的证据，即不具备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证据；第三，程序或手段不合法的证据，即通过不符合或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或手段取得的证据。此类证据不得使用。 　　（3）被羁押者自由会见律师制度，此制度强调了嫌疑人在接受询问时，律师在场的重要意义，减少了刑讯逼供的可能。 　　国外的遏制刑讯逼供的方法主要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出发，保证了其沉默权与会见律师的权利，此外还对证据的形式要求取得手段以及证明力等方面进行规定从而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这些保障手段对我国遏制刑讯逼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