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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来自伦敦男人中看方式隐喻与情感模式 　　影片《来自伦敦的男人》是匈牙利著名独立导演贝拉?塔尔的一部作品，改编自乔治?西默农的同名小说，影片虽被归为悬疑类，但并不是常规的悬疑侦探风格。故事讲述了在海边的铁路扳道工马隆，某天傍晚无意中目睹了一个神秘的英国人上岸，并进而在朦胧中目击了他与另一个人因争执一只手提箱而堕入海中的事件。作为目击者的马隆捡回了箱子，面对箱子里突如其来的财富，他也开始面临金钱诱惑与道德交战的煎熬。导演贝拉?塔尔历时三年完成的这部影片，132分钟时长，仅有的29个镜头，足以见得他在电影中对长镜头的偏好和擅长。除此之外，影片中最值得探讨的便是以“看”为核心形式的叙事视点的展开。 　　“看”作为日常生活和文艺活动中的常规感知方式，在本部影片中不仅起着结构叙事的作用，还承担着对应情感模式以及象征隐喻的重要责任。而以超长镜头美学著称的导演贝拉?塔尔则用他独到的镜头语言再现作品整体所蕴含的理智思索、道德境遇以及情感蕴藉。 　　一、视点与空间建构――“看”的呈现方式 　　“视觉的基本状态是看，看又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看的状态，凝视、注视、一瞥、浏览、静观等。显然，看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是主动发现的过程。”[1] 　　电影中的视点可以看做是一种叙事姿态，它表达了叙事者对于时间的判断，并进一步决定了观看者的认同立场。影片开始以一种未知画面的特写镜头出现，镜头的缓慢移动将观众置入狭窄的观赏空间，轮船船头的黑白分割面和自下而上冷静的移动制造出了压抑感和悬念。从人物出现开始，第一人称视点和客观视点的交替令观众惊叹、恍然：影片进行到7分钟左右，镜头随着栏杆缓慢地平行移动，观众在此时感受到的是冷静窥视似的主观视角，远处男人走近，镜头慢慢上移，突然出现近距离的男性过肩视野，观众这时突然明白，原来视点并非是单一的，这种从“看”到“被看”的视点转移让观众瞬间意识到其实一切都是导演精心安排的一场视觉的表演。从栏杆的移动到过肩镜头的反复使用，实现了“看与被看”的模式转换，这时，隐藏的他者出现，由镜头解释与被观看对象相关的逻辑。 　　荷兰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和批评家米克?巴尔（Mieke Bal）在《视觉本质主义与视觉文化的对象》一文中指出：“看的行为根本上是‘不纯粹的’。首先，由于他是受感官控制的，因而是基于生物学的行为（但所有的行为都是人来实施的）。看内在地是被建构的，是建构性和阐释性的，是负载有情感的，是认知的和理智的。其次，这一不纯粹的性质也可能适用于其他基于感官的活动：听、读、品尝和嗅。这种不纯粹性使得这些活动可以相互渗透，因而听和读可能也有视觉性的东西介入。因此，不能把文学、声音和音乐排除在视觉文化的对象之外。”[2] （吴琼《视觉性与视觉文化――视觉文化研究的谱系》）也就是说，影视视点的构成并不局限于可视性语言，还包括声音和音乐。在影片中，声音与音乐典型地构成着视点――“看”的丰富表达方式。片中充分运用了各种环境声音，以主人公马隆打捞皮箱时海水的拍打声为例，画面中人物并未进入画框，镜头静止，人物自由出入，使得平面的场景被一定程度拉大了，而声音此时则成为了增补的语言，对视点进行“填空”。类似的无旋律的单调敲击声还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如酒吧的桌球撞击声，家里进餐时传来的敲击声，商店里男子剁肉的声音等，都可以看作是影片叙事视点的音响补充，反映着主人公面临道德困境的焦虑不安或是为情节的推进提供声音场域。 　　另一种对“看”的方式的展示就是影片中的空间构建。在影片进行到愤怒的父亲和女老板发生争吵强行带走女儿后，老板坐在原位，店内的空间画面呈现为一种不正常的构图，画面的中点是地板边界，人物全部被置于画面的上半部分，天花板几乎接触到了画框的位置。这种不和谐的构图方式使观众在“看”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压抑和急躁的情绪，与店员沉闷的落刀声配合在了一起。除了通过较为稳定的人物与景观构成的空间来丰富“看”的方式以外，动态人物关系进行空间构造也以导演赋予的独特形式完善着“看”的呈现方式。较为突出的是三次出现的以主人公女儿为中心点的三角形构图。第一组出现在马隆获得手提箱后的餐桌争吵场景中，女儿作为无辜和弱势符号处于争吵的中心地带，马隆和妻子一左一右构成了不和谐的三角挟持式构图，这种空间构建相对静止，但是充分展示了作为利益的非相关者――女儿观看方式。第二组则出现在女儿工作的场所，父亲与女老板的拖拽使得女儿处于被争夺的地位，冲突更为明显。而第三组则又回到了家中，但是这次的空间中显然通过女儿构建起的三角结构事实上是为了显示父亲隐蔽的主人公的角色。 　　二、注视与隐匿――“看”的象征隐喻 　　“有研究者提出，在当代文化情境中，最基本的观看类型至少有如下几类：1.看客的注视：一个观者注视着一个文本中的形象；2.内在的注视：一个被展示的人在注视另一个对象（诸如电